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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江流域木材贸易中的族际经济结构论文 导读：本论文是一篇关于清水江流域木材贸易中的族际经济结构的优秀论文范文,对正在写有关于侗族论文的写作者有一定的参考和指导作用。人开绿灯，但是已经成长起来的水客、山客和行户为了维持正常的贸易渠道，与这种破坏行径进行了不屈不饶的争斗，在正义与法律面前，每次都取得了胜利。这样以来，使得清水江流域的木材贸易一直保持着山客——行户——水客的交易格局。在这种贸易格局中，当然也充满着剥削与压迫，各势力集团之间也存在着明争暗斗，有时甚至酿成大规模 摘 要：交换使人们的物质生产获得了商品的形式，人们在交换的过程中使人类本质的认识范围扩展到了经济关系。从贵州清水江流域自明清以来木材贸易的族际经济结构中，木材贸易总是与礼仪、习俗等不同的制度性存在紧紧地粘连在一起，并共同形成为特定社会的一种结构。一个交换系统是由法律、法令、传统习惯和各种推动付给的手段、工具所组成，也即是这些因素——文化构成了人们的交换环境。从短期看，这些交换环境影响和决定着交换主体的行为，交换主体仅表现为交换环境的接受者；但从长远看，交换主体与交换环境之间又表现为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过程。二者之间表现为一种共生关系，交换环境并不仅仅是影响交换行为的外生性变量。 关键词：清水江流域；木材贸易；族际关系；经济结构 1674-621X（2012）04-0034-07 元朝统一中国后，从腹地沿氵舞阳河、清水江、都柳江东出南下的水道彻底畅通，用村原木的水上运输条件开始具备。但因侗族村寨周围的原始林区在侗族传统社会中产权归属尚未定型，因而当时启用原始林资源只能按临近家族共有形式而展开，这就奠定了用村宜林地家族或家族-村寨共有制形成的历史背景。14世纪以后，经过了明初经济的繁荣阶段，汉族核心地带的农田日益扩散，山区梯田进一步开辟，森林资源开始枯竭。也正在这时侗族地区的原始林木在供足侗族自用之外，原木外销的国内条件开始具备。关于侗族地区原木零星外销的情况，在当时的汉文献没有留下足够的文字记载，但因此而诱发的皇木征收则有见于《明史》和《明实录》。到明代后期，政府派员征采“皇木”与汉族客商贩卖原木已经并存[1]7-11。随着外销量的剧增，沿江码头利于扎筏外运地区附近的原始森清水江流域木材贸易中的族际经济结构相关论文由http:收集整理提供,如需论文可联系我们.林开始萎缩，人工营林逐步地被提到议事日程。但由此开启的木材贸易逐渐成为该区域的重要经济活动，并逐渐结成了共生关系的族际经济结构。 在木材营运的各个环节也在力图确保人工营林的封闭性。于是在营销过程中形成了多民族互补的经济结构，由此出现了特定的制度安排。主管外销的汉族客商，即历史上所称的“水客”与主管山林林木经营的侗族和苗族“山客”不能直接接触，汉族木商不能直接进入林区购买原木，而必须通过清水江流域各码头的侗族“木行”掮客进行成交。“掮客”既不能到下河贩卖木材，也不能到林区购买木材，只能在“山客”与“水客”之间进行洽谈撮合，但却具有“一口喊断千金价”的威信。由此以来，形成了“山客”—“掮客”—“水客”链式的产销结构，这种产销结构或者说这种制度安排，不仅保证了人工营林者的商业利益，而且也充分地保障了林区的封闭经营形式。说到底，这种制度安排之所以行之有效，其根本基础仍在于侗族林地的家族或家族-村寨共有制。 侗族人工林区是一个自明末清初以来由多民族协作经营的经济实体。各民族相互协作的人文环境主要表现为：清水江与都柳江上游为苗族生息的原始森林带，这一原始林带主要是为市场提供大规格用材林，但木材的漂运都得经其下游的侗族群众转手；林间的野生动植物产品则由汉族商贩由陆路转销。苗族拥有的高山原始林，从森林带的结构看，是侗族中低山区人工林带的天然庇护，是不可缺少的水源涵养林，也是水土保持的屏障，直接维护了侗族地区的人工林的正常生产，同时还是侗族人工林的优质树种的来源。苗族择伐的过熟林木往往通过侗族转手外运，侗族地区在技术与资金上对苗族提供了有力的帮助。侗族的人工林，是以低山区和丘陵区速生杉树为经营的主要对象。这种人工林经营，在技术上兼容了苗族斯威顿耕作（Swdden Bodley 1985）[2]的文化因素和侗族精耕细作的文化因素[3]。靠这一套经营技术，在条件好的地区可以实行8年成材，届时其杉木胸径可达20厘米，每公顷林地平均积材8-10立方米[4]。这样的成材速度，就是当今世界以营林为业的国家也难以达到。黔东南侗族林区林木的扎排外运也是一个多民族联合协作的过程。清水江林区航道靠侗族、苗族和汉族联合疏竣和管理，而进入汉区的销售渠道，主要由汉族输运。顺清水江东出，以常德为集散地，可达武汉、南京、上海。外来的汉族则是侗族林产品外销的二传手，又是汉区日用品输入侗族地区的运输队，侗族再把这些日用品散销苗族、土家族等地区。这种在商业渠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