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墨”和“意境”对中国画教学问题探讨.docVIP

“笔墨”和“意境”对中国画教学问题探讨 　　“美”是一种发现和创造。任何艺术作品都应具有美感，没有美感的作品不是真正的艺术。美感来自于人的情和意，无情无意的作品不是感人的艺术。绘画艺术也是如此，凡没有笔墨语言技巧的中国画作品，就不是好的绘画作品。好的绘画作品是时代、民族和个人精神的融合，也是时代与个人情意的凝聚。 　　在中国画多年来的教学实践中反映出这样的问题：其一，把对中国画的“教”和“学”局限在单纯的技法训练与照本临摹之中，去枝存叶，去本求末，让学生只在“笔法”与“墨海”中绕圈子；其二，缺乏对学生进行思维方式的正确引导与培养，从而无法把握中国画造型法则的实践和应用；其三，对中国画概念的误导和忽视，造成学生对中国画的本质与内涵的模糊，从而使教学目的得不到良好的贯彻落实。这些问题的继续存在，必将使中国画教育与教学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为此，对这一问题进行认真的研究和探讨，是非常必要的。 　　探讨之一：中国画的概念及其本质的再认识 　　中国画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遗产之一，经数千年的发展与演变，已形成自己独特的精神面貌与艺术风采，具体表现为传统文化熏陶下成就的“意象”思维方式与“写意”的造型观。这种思维方式与造型观，是中国画及其技法形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源泉。 　　纵观数千年的中国绘画史，从战国帛画到敦煌壁画；从唐代的鞍马人物到宋元的山水花鸟；从徐渭、石涛到现代的齐白石与张大千，众多作品不单纯显露了“笔墨”技法的熟练与高超，更重要的是无一不闪烁着“意象”思维的智慧之光和对“意境”艺术性的创造。这些突破客观物象的明暗、体积和写实手法的作品，将人对事物的认识提到“神会意通”的理念高度，从而使中国画创立了自己“意在笔先”、“不求形似”、“以形写神”的特殊画风。这种更富于“情”、“理”、“性”以及艺术愿望的表现法则，构成中国画以“笔墨”和“意境”为核心的独特与伟大。 　　探讨之二：“笔墨”是中国画的底蕴 　　对“笔墨”评估要恰如其分，但却有人说过了头，如“笔墨是中国画的生命”。“笔墨??中国画的灵魂”，“笔墨是中国画的审美准绳”……这些评估都不确切。人的观念变化必然导致笔墨的变革，潘天寿先生曾说：“笔墨虽好，没有好的思想性，仍不是成功的作品，毕竟绘画是意识形态的东西，艺术作品是作者思想的反映。”（引自《潘天寿谈艺录》） 　　时至今日，教条式的观念，程式化的技法，公式化的章法，模式化的作品……虽不能说比比皆是，但也为数不少。如花鸟画的模式构图，以画芭蕉为例：画一枝芭蕉叶由右上角斜于画面的“对角构图”，在芭蕉叶的上下或左右的某个部位画上几只什么鸟呀、鸡呀、蜂呀、蝶呀、再撇上几片竹叶等，这种司空见惯的模式构图至今仍盛行于世。画鹰离不开李式（李苦禅）之风，画八哥离不开王式（王雪涛）之风，画虾蟹离不开齐式（齐白石）之风，画麻雀燕子离不开任式（任伯年）之风，一味的摹袭，有几笔像某家某派就自以为荣。若这样画下去是继承传统还是发扬传统呢？这是“复印机”的操作，这种“克隆技术”正应了石涛所说的“食某家残羹耳”。从某种意义上讲，独创性是艺术的生命，个性是艺术的灵魂，没有创造性的个性，也就没有艺术可言。所以艺术上必须要有自己的感情的倾注，有自己的个性追求，否则，笔墨技巧再熟练也难适应时代的要求。 　　笔墨程式的形成已经历了千年的锤炼。笔是线的范畴，墨是渲染的范畴。笔墨的表现在很多方面已十分成熟。而且每个历史时期的大师都十分注意完善自己独特的笔墨语言样式，并有很多系统的理论表述与训练秩序的过程。作为信息时代的美育，我们应该具备更多有用的知识与技能，更多富有创意的思维及成熟的艺术思想。所以在笔墨训练中，我们不能一会儿想着清藤、八大，一会儿想着白石。一定要把握着自我的艺术追求，选择与自身现阶段能力相近的艺术语言样式作为训练的切入点。要有想法，只要方法对，用心探索，随着各方面的不断积累与训练难度、广度的增加，必定会启发风格的表现。所以说，就笔墨而言，除其自身有各种艺术变化外，最主要的是要用其表现出时代的精神风范。没有时代风尚，那么空谈笔墨语言的确会失去价值与意义。 　　探讨之三：培养“意象”思维，掌握“意境”表达，是贯彻实施中国画教学目的之关键 　　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相比，一个最大的区别恐怕就是“意境”了。就以美术为例，中国书法的宋、草、行、楷、隶诸种，千变万化，万变不离“意境”之宗，国画的山水、花鸟、鱼虫、人物等诸种，也以大泼墨、大写意，营造“透过现象看本质”、“醉翁之意不在酒”等层层意境。西方是没有书法的，西方油画虽有浪漫、印象、抽象等诸多形式和流派，却仍以写实为主，注重人物的表情、动作等的刻画以及场景的铺排，甚少有讲求寓意之作。 　　中国画讲究意境，而意境需要含蓄。关于含蓄的手法，如齐白石的《蛙声十里出山泉》，画中用深浅不同、大小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