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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视角下看中国翻译研究发展前景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给翻译研究带来新的视角。站在后殖民视角下审视我国翻译研究的发展前景，认为我国翻译研究要朝着从边缘走向中心的目标迈进，要立足本土文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 　　后殖民理论 翻译研究 本土文化 　　 　　中国翻译研究在经过漫长的传统翻译研究期，或者可以说在经过一个相当长的低迷期后，终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在全球化背景提供的契机下，进入了新的发展期。站在全球化背景下，本文认为今后中国翻译研究要在坚持走全球本土化与本土经验全球化道路的基础上,朝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努力。这一想法的提出，可以从后殖民理论那里找到理论依据。 　　一、后殖民理论简介 　　后殖民理论（Post-colonial Theory）又称为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它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赛义德出版《东方学》一书为标志。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成为一种影响十分广泛的社会思潮。后殖民主义突出的特点是批判西方人眼中、心中、手中的东方主义。东方主义是一种观念和具有殖民性、政治性、意识形态性的文化实践。西方人向东方推行自己的东方主义，本质上就是推行一种殖民文化观念，具有政治性和侵略性。而后殖民主义就是在对西方的东方学、关于东方等的认识的整理和总结基础上的一种学术研究倾向，是对西方的东方主义文化战略进行审视、反思、批判的一种观念形态。作为一种文化政治理论和批评方法的集成话语，后殖民理论主要研究殖民时代结束之“后”，宗主国与殖民地间的文化话语权利关系，以及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国家民族文化、文化权利身份等问题在后殖民语境中的新面目。可以说，后殖民主义关心的是文化地位的差异以及文化与文化之间的权利斗争。 　　二、后殖民理论与翻译研究 　　将后殖民理论用来指导翻译研究主要归因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翻译研究的视野扩大了，翻译理论家们一改几千年来把文本作为翻译单位的态度，而转向把文化作为翻译的单位来研究。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政治多极化、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格局要求作为跨文化交际活动的翻译研究站在更高的视点，而当代翻译研究范式的“文化转向”也要求把政治、权利和意识形态等影响翻译活动的外部因素纳入研究轨道，后殖民理论就以其鲜明的政治批判色彩契合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范式。 　　正如后殖民理论本身是一个集合性的概念，后殖民语境中翻译研究的视角也是复杂多维的。后殖民的视角更加突出了权利、意识形态等因素投射到翻译研究上的影响。其实从根本上讲，翻译理论本身就体现了一种话语权利。在我国，自改革开放引进西方译论以来，我们的翻译研究主要借用西方译论的术语和理论框架，缺乏本土翻译理论的建构。当然，这种情况已经引起了译论家们的广泛争论。中国虽然没有像印度、非洲国家那样被完全殖民，但“心灵的殖民状态”在相当程度上还困扰着我们。因此，在后殖民语境中研究翻译，不仅有利于建立独立的翻译学，更为我们明确在世界网络中的位置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参照系统。 　　三、后殖民理论指导下中国翻译研究的发展前景 　　后殖民研究的视角契合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大大扩展了翻译研究的视阈，更为翻译研究的发展方向提供了理论指南。在全球化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下，通过后殖民的视角来看中国翻译研究的发展前景，必将使我们对我国的翻译研究有一个开阔的全面的认识。在这里我们借用一下霍米?巴巴的“杂合化”（hybridization）概念。在后殖民理论中，“杂合化”指的是不同种族、种群、意识形态、文化和语言互相混合的过程。巴巴反对传统理论范式中僵化的二元对立的方法论，认为在二元对立的两极之间存在着一个“第三空间”(in-between)。当异域文化的“他性”与本土文化的“同性”之间进行交流时，双方如果不是在一个“第三空间”进行“谈判和翻译”的话，是不可能获得相互理解的。而这个“第三空间”的语言和文化产品就是经过杂合化的产物。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不可能“傲然独立”，更不能“卑躬屈膝”，对外来文化“唯唯诺诺”，如此我们就要寻求我国译论与西方译论相结合的“第三空间”。只有在这个第三空间中，我们才能消解西方翻译理论话语在我国译论界的霸权地位，构建我们自己的理论话语，在国际译论界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要寻求中国翻译理论发展的“第三空间”，本论文认为中国翻译研究要走以下的发展道路： 　　1.从边缘走向中心 　　今后,中国的翻译研究要朝着从边缘走向中心的方向迈进，这是全球化背景的要求，也是中国译论得以发展的必由之路，这就是我们前文所提及的全球本土化的发展过程。由于中国传统译论的缺陷，我们要引进介绍西方的翻译理论，学习借鉴其有利之处，从而使我国翻译研究走出传统的束缚，迈进中国译学发展的新境界，从而使中国译学融入全球译学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