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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管理中政治沟通――政务信息传输和传播 　　 摘 要：政治沟通是一种适用于信息社会的社会管理理念，对于当前中国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政治沟通主要包括政务信息传输和政务信息传播两个维度。对于政务信息传输而言，应当由选择型输入模式转向多通道输入模式，并且积极探索向体制外传输政务信息的路径；对于政务信息传播而言，在信息传播权分散的条件下，要注重提高政府和官员的政治回应能力，转变宣传方式，建立健全对新闻媒体的约束机制，建立社会公众普遍认同的核心价值体系。 　　 关键词：社会管理；政治沟通；政务信息传输；政务信息传播 　　 中图分类号：D63-3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5-0017-04 　　 　　 一、政治沟通及其“两个维度” 　　 中国的社会转型面临着双重压力，一方面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压力，另一方面则是从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转型的压力。现代社会是工业化社会，而后现代社会是信息化社会，中国的社会管理必须兼顾二者。信息社会的社会管理理念不仅适用其自身，也同样适用于工业社会，它是对工业社会的社会管理理念的扬弃，是对社会环境变化的积极回应。 　　 政治沟通是一种适用于信息社会的社会管理理念，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由政治学家多伊奇创立。多伊奇认为，“任何政治系统都包含一些能够接受、存储、处理政务信息的机制，所谓沟通，就是政治系统对政务信息的接受、选择、存储、传送、分析和处理。”[1]信息时代社会管理活动的突出特点在于对各种信息的管理，尤其是对政务信息的管理。相对于私人信息而言，政务信息具有公共属性。在政府内部或社会公共领域流动的政务信息，很有可能影响决策者，进而成为影响全社会的公共政策或法律。只有及时准确地收集到相关领域的政务信息，政府和官员才能感知环境的变化，进而调整政策或修改法律，以适应环境，提高政治体系的生存能力。只有及时准确地向社会传递政务信息，才能使社会成员得知政策和法律的变化，使政府的决策真正起作用。 　　 信息控制是社会管理的重要方面，政治沟通的目的正是为了实现有效的信息???制。“沟通”的字面含义是信息的双向流动，政治沟通则是政务信息的双向流动，它是实现信息控制的手段。多伊奇的代表作被中国学者翻译为《政府的神经》，这本书的全名其实是《政府的神经：政治沟通和控制的模式》，多伊奇在书中主要论述的是政治沟通的过程，没有强调信息控制。但是，不说“控制”不代表没有控制，信息控制是在政治沟通的过程中实现的，沟通的目的就是控制。在信息社会，任何政府都在谋求对信息的有效控制，信息失控将导致社会动荡，甚至导致现有政治体系的瓦解。 　　 政治沟通有两个维度，一是政务信息的传输，另一个是政务信息的传播。国内学者在谈到政治沟通时，往往侧重于其中的一个方面。王浦劬教授认为，“政治沟通是政治主体通过一定的媒介传递、交流政治信息的过程。”[1]这是从信息传播的层面上说的。俞可平教授认为，“政治沟通是政治系统获取、存储、处理信息的过程。”[2]这是从信息传输层面上说的。 　　 传输和传播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传输意味着有通道、管道可循，经由一定的通道、管道，某物可以到达目的地，传输具有指向性，只在特定主体间进行。上级党政机关在要求下级党政机关执行某个命令时，通常将政策性文件发送到下级党政机关的手里，要求其照办，而不是仅仅向社会宣布文件的内容。而传播意味着不存在特定的通道、管道，只需要一个平台，传播针对不特定主体进行，具有发散性。具体到政务信息层面可以看出，政务信息的传输，不论是从上往下传输，还是从下往上传输，都需要特定的传输通道；而政务信息的传播则不需要传输通道，只需要一个对外开放的平台，然后把政务信息放在这个平台上即可。比如，互联网就是一个平台，政府只需要把政务信息发布到互联网上，人们就能看到。 　　 二、政务信息传输 　　 政务信息传输有两个方向：从下往上和从上往下。政务信息从下往上传输，经过的是信息输入通道；从上往下传输，经过的是信息输出通道。输入通道和输出通道不完全相同，总体而言，输入通道要比输出通道复杂一些。 　　 （一）信息输入通道 　　 1978年以前，中国的政务信息输入体制是典型的单通道输入模式，[3]只有党政信息通道发挥作用，通过上级党政机关的调研机制和下级党政机关的汇报机制，基层的政务信息层层向上传输，最终到达决策层。这种单通道输入模式容易出现“本地噪音”、“主观滤波”[4]等效应，引起信息失真，最终导致决策失误。到了80年代，中央开始重视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党政信息通道以外的其他信息输入通道开始发挥作用，其他通道传输到决策层的政务信息能够对最终的决策产生一定的影响，单通道输入模式变成了选择型输入模式。所谓选择型输入模式，是指除了党政信息通道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