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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人在云南“榕树根”情结 　　 　　云南西部的德宏自治州，高山和坝子相间排列，山中林木茂密，强烈的阳光透过繁茂的枝叶照到地面，既原始又生机盎然。20岁的景颇族姑娘增同宽龙穿着色彩艳丽的景颇族服装，胸前挂满银饰，站在一棵参天的大榕树的树枝上，用载瓦语唱着歌：“我的妈妈住在大山里，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摘树叶、砍柴、辛苦农作，抚养我长大成人，辛苦了一辈子……” 　　“我的妈妈真是太辛苦了……”树下传来一个男人的对歌声，增同宽龙朝下望去，一个留着波浪长发、手里拿着根木棍当手杖的外国人也正仰头看着他。 　　“妈妈常常告诉我，在山里要注意蛇和虫子……”对歌又进行了一段，增同宽龙微笑的表情里带着一丝疑惑：“你怎么也会唱载瓦语的歌？” 　　“我就是来这里学习载瓦语的。” 　　“你去哪里学？” 　　“我去找住在山上的老人学。” 　　“沿着这条山路一直向上走，就是他的家了。” 　　告别唱山歌的景颇族女孩，荷兰人乐安东（Anton Lustig）继续向前。地势陡峭，他有时抓着树根攀爬上一个小山坡，一会儿又从一个小土坡上快速滑下。雷弄山上，94岁的景颇族老人跑张卡东独自生活，乐安东来到这里，是为了向这位有些世外高人意味的老人请教景颇族的传统故事和文化。 　　46岁的乐安东是荷兰莱顿大学汉藏语系的博士，也是一位画家和作曲家。1991年，他手拿一张地图走进了景颇村寨。随后的20年里，他长期生活在景颇族聚居区，开展语言文化研究。他不仅是第一个全面系统地记录和描述载瓦语的学者，还依照国际通行的研究方法编制载瓦文文字、讲解语音、语法、词汇等。他用英文编著的《载瓦语语法及词典》于2010年由著名的Brill出版社出版，被收录在诸多知名大学的图书馆中。 　　真诚热情的性格让乐安东完全融入了当地生活。除了研究、记录景颇族的载瓦语和文化，他还希望用实际行动为景颇族人做些事情。于是，他将目光放到了教育上。 　　迷茫的一代 　　跑张卡东老人身上似乎没有年岁已高的痕迹，他步伐矫健，还能用自制的弹弓打下树上的果实。面对来访的乐安东，他开始讲起景颇族传统的“老虎和兔子”的故事：“有一天，兔子掉进洞里出不来了，就对老虎大声喊：‘天要掉进来了，快到洞里躲啊……’” 　　这些少数民族的寓言童话看起来与这位语言学博士不太搭调，但实际上，乐安东把收集来的“老虎和兔子”的系列寓言讲给了自己教的景颇族的小学生，成了课堂上的重要素材。孩子们很喜欢，而且从没听过――外来文化的冲击加上传统文化的丧失，很多孩子对本民族不甚了解。 　　当地儿童在学业上还面临着多重考验。“所处地区和资源让他们不能像城里孩子有所选择，而用第二语言汉语学习和考试对他们来说很困难，就好比让北京的孩子用英语考数学语文。景颇族学生在竞争中明显处于劣势。”北京人李?是乐安东的妻子，受到安东的影响开始关注景颇族儿童教育。因为山里的景颇孩子生活在载瓦语的母语环境中，如果单方面强调提高汉语水平，对孩子的语言能力发展也是不利的，日后一定会成为限制第二语言（汉语）能力的瓶颈。 　　2009年1月，李?第一次来到德宏州的景颇村寨时，就深深迷上了那里的文化。在与当地孩子们的接触中二人发现，与城市孩子相比，农村孩子在成长中受到的束缚更少，更亲近大自然，有良好的艺术感觉和潜质，而外界常常忽视他们的优点。同时由于从小身处多语言环境，这些孩子的早期智力开发在某些方面甚至优于一般的城市儿童。 　　但景颇孩子的优势却无处发挥，贫困、毒品泛滥、艾滋病流行等社会问题，又使他们的心灵承受了太多的压力与创伤。有数据显示，在整个云南的少数民族中，景颇族受到毒品和艾滋病侵害的比例最高。“我们合作的项目点营盘小学所在的地区，约有8%的孩子是毒品或艾滋病家庭的孤儿，”李?说，“贫困不是最可怕的，跟外界比较、产生强烈自卑感，进而自我否定、自暴自弃，才是令许多孩子走向深渊的深层原因。” 　　比起一些自然条件恶劣的特困地区，亚热带地区的景颇族孩子虽然也生活在极度贫困线以下，但借助良好的生态环境，满足基本温饱相对容易。但外界文化的冲击和本民族文化的丧失让年青的一代产生迷茫和自我否定的心理，“通过电视和其他途径，觉得我们是落后偏远的，一个孩子长期处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很难有自信和自尊，难以坚持梦想，去勇敢闯荡。” 　　李?和乐安东经常在当地的小县城看到“迷茫的一代”：年轻的男女孩大部分上不完初中就没有信心读下去了――反正也是不及格，还不 如早点出去打工。因为学历低、能力有限，在城市里找不到像样的工作，受到歧视的同时自己也很困惑，身边又随处可见毒品、网吧和龌龊的KTV，很多男孩子会吸食毒品，女孩则有可能从事卖淫。 　　一边是在学校里聪明懂事的景颇族儿童，一边是县城里他们几年之后的“未来”，强烈的对比让两个人很是痛心。 　　李?说，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