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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震舆论政治理念评析 　　雷震曾为国民党官僚高层中的一员，后因不满国民党的威权专制统治而奋起反抗。以往学界对雷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关于民主宪政和政党政治的思想主张之上，或着重阐发雷震及《自由中国》对台湾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意义，而对于雷震的舆论政治理念则较少涉及。事实上，雷震的舆论政治观与民主宪政观、政党政治观密不可分，都是其民主政治观念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而也同样具有分析和探讨的价值。 　　雷震作为一名具有鲜明民主主张的学者，其舆论政治观显然不是在短暂时间内形成的。他的舆论政治理念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具有鲜明的时代与环境特点。青少年时期亲历的中国政界变局和求学日本的履历，为雷震舆论政治观的形成创造了前提条件；归国从政的经历及迁台之后创办《自由中国》半月刊时的政治氛围，潜移默化地促成雷震的舆论政治观发展成型；从创办《自由中国》直到被捕下狱，雷震的舆论政治理念随着国民党当局政治气候的变化进程而逐步走向成熟。 　　一、雷震的“自然权利”观与“言论自由”观 　　身为一名深受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熏陶的学人，雷震一向十分看重言论自由的重要性。他将言论自由看作建立健全舆论的先决条件和最终实现民主政治目标的基本前提。雷震关于言论自由的论述是基于西方“天赋人权”观念之上而形成的，并且鲜明地体现出他推崇人类理性和执着追求民主理想的思想特质。 　　雷震在西方思想家们主张的“天赋人权”观念影响下，将言论自由视作人们与生俱来的一项基本权利。在《言论自由的认识及其基本要件》一文中，雷震开宗明义地指出：“言论自由是一种天赋的基本人权。……人生而有口，就应可自由说话，以发挥其功能。这本是不证自明之理。所以，要求言论自由是做人最起码的要求，而并非额外的要求。”这显然可看作西方“天赋人权”理论在现代中国的精当诠释。求学日本期间，雷震在接受西方民主宪政思想的同时，也深受“自然权利”思想的熏陶，并将其“移植”至现代中国的政治思想语境之中。阐扬“自然权利”思想、培护民众自由言说之权是十分必要的。事实上，若我们仔细研读雷震的???著则不难发现，“自然权利”思想是其整个言论自由论述体系的前提。例如：雷震对民众自由讨论之益处的阐发，以及对言论自由与诽谤之界限的划分，均将“言论自由是人们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这一原则作为立论的出发点。因此可以说，“天赋人权”是雷震言论自由观的理论前提。 　　在雷震的言论自由观之中，“自由”这个概念被赋予了崇尚人类理性的精神内核。雷震认为：“个人的自由，应以不妨碍其他个人的自由和利益为度”。这样的自由观，与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论自由》(On―Liberty)中带有功利主义色彩的自由观有相似之处。然而二者又有明显不同。二者的主要相异之处在于：雷震在论著中赋予“自由”以崇尚人类理性的内涵，并特别地加以强调。他界定了自由与放纵之间的严格界限：“放纵的原动力是激情、冲动和私欲；而自由的出发点是理性与责任。”在他看来，每个人都是不能脱离特定社会环境而独自生活的社会人。“自由”应是社会成员发自个人内心的理性或责任感而为之的。 　　雷震的言论自由论述，则偏重于言论自由对健全舆论和民主宪政体制建立和发展的推动作用，而对言论自由本身促进人类知识发展的作用不甚重视。由此可见，身为一名“政客学人”的雷震合理吸收了约翰?密尔的言论自由理论内核，结合中国的社会现实，逐渐建构起了一套服膺于他自身舆论政治理想的言论自由话语体系。 　　雷震将“自由”之属性推广至“言论自由”：“自由与放纵在本质上之不同，完全投射到言论上”，名副其实的言论自由，“正如真正的自由一样，它的出发点是理性与责任”，它必须“本乎科学的精神和道义的态度”，“一字一句都以真凭实据为张本；并且，自己说了自己负责”。在此基础上，雷震精辟地指出：自由言论同时必须是公平的评论，“公平的评论就是被诚意的相信为真实的评论，而不是受了任何恶意所驱使。若评论表现有恶意，便是不公平”；“‘批评必须与个人无关’，这是言论自由与诽谤两者最重要之分界。那就是说，批评必定不能针对某个人本身，而应是针对他在公职方面的行为，或是他的资格，或是他的作品”。很显然，雷震将言论自由看作社会公民向大众发表意见时实事求是、“敢说敢当”、以公众利益为己任的言说方式。在他的构想中，若人人都拥有这种发乎自觉理性的自由言说方式，并以负责任的态度直陈自己对社会公共事务的见解，健全的社会舆论就有可能形成。而民主政治只有在健全舆论正常运作的基础上才能够真正实现。然而若我们联系现代社会的具体语境来加以审视，它似乎又存在着过于理想化的元素。社会个体之间由于身处阶层、个人素质及与他人利害冲突等多种属性的差异，表达意见的方式也有显著不同。出于个人利益或社交关系等原因，人们在评论社会公共事件时也难以完全遵从这种“理性负责”的话语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