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军电影是我半条命.docVIP

高军电影是我半条命 　　高军从影履历 　　80年代北京电影公司 　　90年代 北京新影联院线公司 　　新世纪 新影联盛世华锐电影投资公司 　　 　　如果你看过电影《我叫刘跃进》,你一定对高军有印象,他的光头和葛优绝对有一拼。一位与我相熟的年轻导演谈起高军,劈头就说:“他那光头怎么样?比原来有感觉多了吧!” 　　 　　 　　在电影圈里,高军绝对是个名人,这跟光头可没什么关系。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进北京电影公司做宣传开始,一直到目前票房名列全国前三的北京新影联院线公司的副总,再到执掌新影联旗下的电影投资公司盛世华锐。在近30年的电影营销生涯中,他亲身见证了中国电影票房从一两千万到四五十个亿的增长过程,参与并创造了中国电影营销史上诸多经典案例,并且和活跃在中国电影业台前幕后的诸多实力人物交往甚深,来龙去脉、逸闻趣事随时娓娓道来,说他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电影的“活字典”绝不为过。 　　高军很给面子,对他的采访前后进行了好几次。每一次的采访会面,乐呵呵的他都穿着印有“新影联院线”标志的T恤,他言辞锋利,思维敏锐,十分健谈。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和一般娱乐圈名人躲躲闪闪、既想自己风光、又怕得罪同行的习惯不同,高军最后告诉我:我怎么说的你就怎么写,说了谁你就写谁,没关系! 　　做到这份儿上了,他有这个底气。 　　 　　 　　把电影的首映式给拍卖了 　　 　　 场景1:1995年,导演叶大鹰拿着从南方发行遭遇惨败的新作《红樱桃》找到高军。高军告诉他说:“冒一次险吧, 我给你做一次电影首映权的拍卖。” 　　 　　时间追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 那时中国有资格拍电影的只有国家允许的16家制片厂,如长影、上影、珠影、西影等,它们拍出影片后,以每部70万元的价格统一卖给中影集团,中影把买过来的影片给省级公司看,征订拷贝,每个省级公司按需报数,一个拷贝付给中影1.05万元,至于票房高低则与片方无关,市场上也更没有院线概念。在这种机制下,电影放映公司每年用于宣传的费用少得可怜,整个北京电影市场一年的宣传费用仅18万,高军作为宣传负责人只能调动支配1.5万元,这点钱除了做小火柴盒似的文章什么也干不了。这种情况???到1993年开始有进口大片分账之后才有所改变。 　　“中国的唯一一次电影首映权的拍卖会,绝对是我的一个创举”,高军说。当时,导演叶大鹰把他刚制作完的呕心之作《红樱桃》拿到了风景胜地武夷山,在那里搞了一个南方19省市的看片会,拷贝征订数为零,因为片中80%都是俄语对白,没人敢买,叶大鹰当时都快哭了,帮他发行的那个人是高军的一个朋友,就推荐他过来。 　　“我说先放一场,内部人看一下。看完之后我就觉得有极大的卖点,他的灯光师等好几个主创都是苏联的功勋艺术家,所以这部影片的品味肯定是不一样的,与我们国产片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但是需要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把它挖出来。于是,我出了一个方案:拍卖首映权。那时候中国还没有推出拍卖法,我可以冒充拍卖师,我向中都国际拍卖公司的首席拍卖师学习,基本上知道怎么拍卖了,还专门从别人手里借来一个砸地砖的胶皮锤当道具”。 　　当时拍卖的过程也非常戏剧化。先组织影院经理看片,放完片子把叶大鹰叫出来,让他先介绍一下影片,然后高军开始拍卖。9天的首映权,宣布起拍价是8万。为了制造轰动相应,高军几乎把北京的所有媒体都叫过来了,一共有47台摄像机,成了全北京的焦点新闻. 　　 　　拍卖现场十分激烈,到40万的时候就剩下两家影院,两位女经理,最后地质礼堂的陈淑萍以52万买断《红樱桃》9天的首映权。“叶大鹰紧张得都不敢看那个过程,后来跟我握手的时候手都是湿的”。地质礼堂成功运用了广告效应,一共收入了130多万,是北京乃至全国的票房冠军。然后叶大鹰重走南方,票房也迎来一片红火。 　　就是现在看来这略显荒唐的一锤,把中国电影狠狠地砸进了市场。什么样的电影可以赚钱?如何把一部好电影推向市场?如何取得电影产业的利益最大化?高军和国内其他有先见之明的一批电影人开始研究和实践这一课题。 　　在好莱坞,电影营销的重要性是反过来主宰电影制作的,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你拍出来的东西不是最重要的,怎么去卖才是最重要的。好莱坞的大发行概念是银幕发行和非银幕发行齐头并进、互为支持的连锁式发行方法,包括银幕发行、电视发行、家庭影院、网络发行和相关商品开发“五位一体”的发行构架,而具体的发行环节涉及到预告片、海报、媒体宣传、电影节或其它活动等,是十分系统和完整的。 　　从引进大片开始,美国的档期概念逐渐引起了电影人的重视。而其中最具划时代意义的“贺岁片”概念,就是由包括高军在内的紫禁城、新影联团队最先提出来的。 　　为什么要提出这个概念?就是因为95年的时候,成龙的一部《红番区》,票房轻松过亿,当年的票房过亿不亚于现在的票房过五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