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豫是这样炼成(之五).docVIP

鲁豫是这样炼成(之五) 　　从小就被认为有语言天赋 　　 　　小时候，我生活在北京和上海两地，很自然地就成了“双语儿童”，在北京讲普通话，在上海讲上海话。两者语音、语调上的差别和南北方言结构上的不同，都让我觉得游走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之间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 　　我爸妈都是学外语的。他们是文革前的大学生，学的是那个年代时髦的语言。我爸学了斯瓦西里语，我妈学了孟加拉语。以现代人的眼光看，他们的专业实在有些生僻。每次向别人介绍斯瓦西里语我总得费番口舌：“斯瓦西里语是非洲的一个语种，主要使用的国家有坦桑尼亚、肯尼亚等，Disney动画片《狮子王》中的插曲‘Hakuna Mata-to’就是斯瓦西里语，意思是‘一切平安’。解释半天，仍然会有人皱着眉头追问你：“什么？稀里哗啦语？” 　　小的时候听爸妈叽里咕噜地说外国话，觉得神奇，于是也立下志愿，长大后学外语，每天绕着舌头说话，让谁也听不懂。 　　我爸很希望我能继承父业。我才上小学一年级，刚刚学会“a一o－e一i一u一ü”，他就问我：“要不要学英语？爸爸来教你。”说话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充满期待。 　　“你？” 　　据我爸回忆，当时我转着眼球撇着嘴，一脸不屑地说：“你中学学的是俄语，大学学的是斯瓦西里语，你说的英语有口音。我，要么不学，要学就学最标准的英语。”我小小年纪就敢于藐视权威，这让我爸既感动又很有失落感。 　　从此以后，他不再提教我英语的事情。 　　初中一年级，我才开始学ABCD。 　　第一个月，我完全找不着感觉。拼写单词的时候，我非得把26个字母从头背一遍，才能找到要用的那个字母。 　　但是，世上真的有奇迹。 　　有一天，真的就是某一天，我突然间对英语开了窍。从此以后，一通百通，英语就这么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至今，我仍然百思不得其解这其中的原因。 　　2002年夏天，我在北京采访著名钢琴演奏家鲍蕙荞女士，她也谈到了类似的经历。 　　鲍蕙荞9岁学琴。别人通常是从单手练起，可不知为什么她的妈妈找了本教材一开始就要求她双手弹琴。入门就这么难，用鲍蕙荞自己的话说就是：“第一天，我整个就???搞不清楚。可到了第二天，忽然好像就会了。” 　　鲍蕙荞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我不住地点头，心里不断地在说：“对啊，我学英语也是这么突然开窍的。”想当年，我嘴里开始咕噜咕噜往外冒外语的时候，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直到领取毕业证书那天，我还是无业游民 　　 　　当时，我对自己的主持生涯并不抱信心，但对中央台充满向往。只要能进中央台，哪怕什么节目也不做，我的虚荣心也会得到极大的满足。 　　终于，文艺部邹主任给了我一张表格，要我填写后交到人事部。我大喜过望，以为自己进中央台的事已经是板上钉钉了。我仔仔细细填了表，恭恭敬敬地交到人事部，可事情就再也没有了下文。 　　（很多人记忆犹新的《艺苑风景线》鲁豫主持节目的时候还是大学生。） 　　到了领毕业证书那天，我还是“无业游民”。同班同学分别去了《中国日报》、国际广播电台、文化部等国家机构，每个人都兴高采烈。 　　我也挺高兴的。没去中央台是很遗憾，可是，能以自由人的身份主持中央台的节目也不错，将来万一变动工作也方便。惟一让我心烦的是，我必须找到一个接收单位，否则，我只能以待业青年的身份把档案转到街道。当时我的观念挺古板，做自由职业者可以，当街道待业青年可不行。称谓对我很重要。于是，我把档案放进了海淀人才交流中心。这下好了，我是人才，而不是无业人士了。 　　办好手续，我把身份证、毕业证书、户口本一股脑儿塞进背包，包就那么大大咧咧地扔进了自行车车把前的铁筐里，之后，心情愉快地骑车回家。骑到真武庙二条，我把车停靠在马路边，两脚点着地，一手扶把一手从报摊上拿起一份报纸，等我再转头过来要拿包取钱时，却发现我的包已经不见了。小偷简直神了，两秒钟之内竟从我的眼皮底下偷走了我的包。 　　我连忙骑车到月坛派出所报案，民警很热情，可听说我钱包里只有50元钱，就遗憾地表示：数目太少，不能立案。我赶忙炫耀地说：“我的包里还有一个价值3000多元的中文呼机。” 　　民警一听，高兴地说：“那足够了，可以立案！” 　　第二天，我拍完节目回到家，竟然看见我失窃的黑皮包就放在桌上。 　　原来，小偷拿走钱包里仅有的50块钱和呼机后，把皮包扔在了复兴门立交桥边的草地上。有行人捡到，从包里翻出我的身份证和通讯录，辗转将包交到了我爸爸手上。 　　我翻了翻包，户口本等重要的文件都在，这才长出一口气，心里对那个盗亦有道的小偷充满了感激之情。 　　现在想想，我大学毕业后没能进人中央电视台，责任都在自己。我没向任何人表示过对中央台的渴望，总不能希望别人上赶着用八抬大轿请我去吧！ 　　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彻底改掉被动的性格。 　　当毕业分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