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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文化盛行下报纸副刊尴尬 　　一条《外媒称中国有望明年超日本成世界二大经济体》的财经消息,援引新加坡《联合早报》消息说,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的分析文章指出,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催化下,中国有可能在2010年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预言将在2020年超过美国。从这条被一再转手却不直接查找信源的消息可以看出,我们是多么急迫地希望“经济强国”梦想的早日实现。问题是,就算中国跨入经济强国行列的那一天真正到来了,坚称文化为 “软实力”的中国是否亦自动成为文化强国呢? 　　 　　“金钱成为社会的唯一评判标准” 　　 　　对于商业的赞美在过去几年的中国达到高峰,对于企业家的过分迷恋已经成为新的潮流。马云、王志东们在一个新的世纪更加拥有影响力,与朦胧派诗人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号召力颇为相像;一批年轻的创富者甚至被描述成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最重要元素,但“富二代”的炫富色彩引起的廉价好奇与盲目尊崇让人匪夷所思。在过去的30年中,我们或多或少都同意经济学家布莱德福特?德龙所言:“20世纪的历史毫无疑问是经济的历史。重大事件与变革都发生在经济领域,经济变化是隐藏在生活其它领域的变革后面的推动力……经济变化的脚步是如此巨大,乃至摇动了历史的其他部分的基础。或许这是人类历史的第一次、日常的消费与需求――制造、消费和分配的方式的改变――成为整个世纪的历史驱动性力量。”①正如在过去的许多年份,我们沉迷于争论GDP增长到底需要几个百分点,以此作为衡量政绩的唯一指标,似乎7个百分点与9个百分点之间隔着万丈深渊。冰冷的经济数据成为人们欲望的热点,僵化的经济学定律成了我们新的生活准则。 　　“金钱不仅成了一个社会唯一的评判标准,它还变成了政府的唯一职责。”英国思想家弗兰西斯?培根早在300多年前的话,比任何时候都更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大部分人对于政府定义的思考。起初并不直接创造财富的文化,在金钱壮阔波澜的拍击中几乎猝不及防;在短暂的阵痛与迷茫之后,文化逻辑被卷入商业逻辑。 　　 　　副刊在经济效益的争夺中败下阵来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特点是思想启蒙、狂飙突进,那么90年代以???的格局就体现为市场导向、多元分化;并且,市场经济成为最重要的社会变革推动力,完全覆盖了上个时期的时代色彩。所有的商品肯定都要面对市场,因此消费决定生产,就像当年革命决定创作一样。但凡文艺的各个品种,都被纳入一个庞大的生产和消费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文学艺术作品和新闻的传播、接受过程,则被描述为消费者的消费过程,消费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收视率、上座率、票房、销量、码洋、排行榜,这些可以用真金白银来衡量的指标,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对作品的价值判断和意义建构。主流文化退隐至边缘化之时,大众化、世俗化甚至媚俗化的文化便粉墨登场,登上了社会文化的中心。 　　至此,过去新闻传播领域相对单纯的理想色彩和精英意识风吹云散,市场上的各路媒体“新贵”开始引领风骚。换句话说,市场化媒体的兴起既是适应世俗化潮流而出现的必然趋势,在一个纷纷攘攘、物欲高涨的时代,也成为满足公众需求、引领流行时尚、左右社会舆论的“公器”。正如《人民日报》记者凌志军在畅销书《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里的描述:“凡是能够供大家哄堂大笑或者咬牙切齿的消息,都是极受欢迎的,都让记者们蜂拥而上,就像苍蝇喜欢追香也喜欢逐臭……你一看就能明白,吴勇所谓‘荷尔蒙与汗水一块挥发,媒体与明星互相传染着彼此的浮躁’,并非过甚之词。”② 　　本来就是“易碎品”的新闻报纸,其副刊早已分崩离析、面目全非。2004年,《南方周末》即发表了《纸上的风云:副刊时代的终结》一文,其中引用龙应台的话:“台湾报纸的副刊一个接一个消失……大陆的副刊在转型经济中面临同样的问题。关心副刊的文化人面有忧色:副刊没落了。” 　　在以新闻为主导的报社,在现代报纸四大构件新闻、专刊(一说评论)、副刊、广告之中,副刊几乎就是可有可无的。理所当然,当新闻在报纸版面上的地位比以往更加优先时,在一个有限的总体版面框架内,经济收益表现相当弱势的副刊必然在效益的争夺中败下阵来,并进一步在报纸的扩张权衡中遭到挤兑乃至消弭。尤其是许多新锐媒体提出“纯新闻纸”的主张之后,仅仅是报纸“补白”的副刊再怎么萎缩也是名正言顺的事情。即使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文汇报》、《天津日报》、《新民晚报》、《羊城晚报》等等,一直勤勉耕耘“笔会”、“文艺周刊”、“夜光杯”、“花地”等老牌副刊阵地,却也在广义副刊的延伸产品――从时尚、家庭、休闲、美食到旅游、汽车、电器、房产等等无所不包的专刊的喧闹中,黯然失色。 　　 　　以“特质性”的副刊使报纸摆脱“同质化” 　　 　　市场化的要求与运作坚定地支持了这场具有颠覆意味的报业改革。事实上,正是在商业利益强大内驱力的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