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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跨文化交际“被代表”分析 　　摘要：首尔G20峰会期间，中央电视台记者芮成刚的“被代表”一时成为热议话题。作为一个典型的跨文化交际活动，它所呈现的交际障碍可以在跨文化交际理论框架下得到系统的描述与分析：东、西方文化不同的语篇策略倾向是导致这种交际障碍出现的文化背景，民族中心主义导致的语用迁移现象则是其出现的具体动因。跨文化交际研究的目标与其说是消除交际障碍，不如说是改变我们对于障碍本身的评价与态度。同时，当代跨文化交际活动的普遍与深入，也是各种文化发展和调整的契机，这是促进跨文化交际活动更加有效的重要文化环境。 　　关键词：“被代表” 跨文化交际 语篇策略 态度 　　 　　首尔G20峰会期间，中央电视台记者芮成刚的“被代表”一时成为国内热议话题。国人对于这一话题的核心观点是：中国记者的“不当言语”，导致一次“不愉快”的访问。因为芮成刚没有“代表亚洲”的“资质”，换言之，他说了与其身份不符的言语。采访对象奥巴马的“不快”，则印证了这种“不当言语”。 　　“被代表”与跨文化交际研究 　　每一个跨文化交际活动的分析必将是复杂而多角度的，既要考虑外部环境，亦要关注具体的交际情境。外部环境包括诸如文化环境、心理环境等，具体的交际情景则包含物理环境、社会关系、角色关系等。在以文化定式模式进行外部环境对比，对跨文化交际活动进行分析的同时，还要具体深入到每一次交际活动的情境中去了解相关信息。所以，对跨文化交际活动进行描述和分析不应该简单、绝对。不过我们认为，当某些交际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类典型的跨文化交际活动时，它们是适用于模式化的分析的。“芮成刚事件”就堪称是这一类典型的跨文化交际活动。 　　跨文化交际研究是兴起于上世纪70年代的新兴交叉学科。它的出现和兴起与越来越广泛和深入的国际交往活动密切相关。跨文化交际研究以文化差异分析为切入点，分析跨文化交际障碍的产生，探讨相关策略。文化差异在人们的交际活动中，是以各种具体的交际符号系统的运行为载体的，比如语言系统，非言语交际系统，习俗、规约及法律等。换言之???人们在交际活动中，因为文化的不同，对这些符号系统的编码和解码过程都是不同的，交际障碍也就随之出现。 　　在对“芮成刚事件”进行分析前，我们需要就一些具体交际环节进行回顾。G20峰会结束后的记者招待会上，为了照顾东道国，奥巴马把最后一个提问机会给了韩国记者。但是现场的韩国记者一时没有“达成”一致，没人起来提问。这时芮成刚举手示意，被奥巴马误认为是韩国记者而点中了他。当然，芮成刚提问前，需要就自己中国记者的身份作以解释。就这一环节而言，应该说不论是哪种文化，都会通过类似的方式体现交际者的礼貌原则。他的原话是“I think I get to represent the entire Asia”，这句话的大意是“我想我可以（get）代表整个亚洲”。这句话当然也成为“被代表”事件的证据。其实，奥巴马此时的反应是积极的，他回答道：“Absolutely。”（当然，没问题）问题出现在下一环节（话轮）。芮成刚此时并没有回应奥巴马的肯定而开始提问，而是继续说：“在世界的这一部分，我们是同一家庭。”这一陈词立刻受到奥巴马的“批评”：“我说了让韩国记者提问，你偏要举起手来。”虽然芮成刚最终得以提问，但是显然气氛开始“不融洽”了。 　　话题与东、西方语篇策略 　　显然，奥巴马与一般国人的理解不同，并没有质疑芮成刚的“代表资质”，同时，就芮成刚这一句的英语表达而言，“get”一词的使用也使这一句的表达更委婉。那么，“不融洽”的气氛是缘于他的“同一家庭”说吗？有学者认为是奥巴马不满于这句话的措辞，否认这种情感式的关系描述，这当然是有道理的。西方文化强调个体价值，无法理解这种取消自我的关系描述，而这种亲属关系的社会泛化表现恰恰是东方人对某种良好关系的惯常措辞。我们认为，除了对于这种措辞本身的不解，甚至认为其“另有目的”外，芮成刚那种迂回的、不断追加信息的语篇策略是更加重要的文化差异表现。 　　中国与美国作为东、西文化群体的两个代表，其语篇策略表现出两种不同倾向：归纳策略与演绎策略。这种不同的语篇策略描述始于Robert B. Kaplan（1967）对于不同文化思维模式的研究。不同文化的语篇策略通常认为与这种思维模式的差异是一致的。东方文化的倾向性语篇策略被描述为归纳策略。它的特点是延迟话题，凸显相关原因，通过概述论据，以便在引入话题之前检验其他交际参与者对话题的潜在接受度。西方文化的倾向性语篇策略被描述为演绎策略。它的特点是话题先行，凸显话题与相关论据的关联。 　　无论是东方人的迂回，还是西方人的直接，从其文化出发，都是其价值观的具体表现。而当这两种不同的语篇策略相遇时，如果没有从对方的文化出发去理解，发生了语用迁移现象，“以己之心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