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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汶川地震报道中“人文关怀”若干思考 　　20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媒体受“报喜不报忧”观念的影响，几乎是谈“灾”色变，对灾难性新闻的报道也讳莫如深。从媒体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的集体失语到1998年的洪灾报道，媒体对灾难采用了这样一种态度：灾难不是新闻，抗灾救灾才是新闻。一直以来，媒体的灾难性新闻报道基本上固定由几个部分构成：一笔带过的灾情、各级领导和政府部门的关怀和指示、灾区人民的抗灾决心以及抗灾英雄的英雄事迹。显然，这样的灾难报道并不能彰显媒体对灾区人民的终极人文关怀和政府的“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灾难性新闻报道中“人文关怀”的缺失与我国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身份不相符合、与媒体以人为本的报道理念不相符合、与人是新闻的最终目的理念不相符合。 　　 　　本次灾难报道中所体现的“人文关怀”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个媒体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是在其报道中体现的“人文关怀”理念。将“人文关怀”理念应用到媒体的报道中，就是要求媒体的报道做到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对人的尊严与符合人性的各种需求的肯定等。媒体的报道应该以人为本，集中体现对人的关心和尊重。它不仅应着眼于生命关怀，而且应着眼于人性、精神、情感和道德的关怀，把人的生存、人的作为、人的发展当作考察一切事物的价值取向。①在灾难性新闻报道中努力彰显媒体的“人文关怀”理念，是时代发展的要求，是现代文明的要求，也是媒体文明和成熟的重要标志，更是所有媒体工作者的使命。 　　媒体以往的灾难性新闻报道没能冲破新闻报道固有理念的限制：一方面，报道没有将重点放在灾害本身，而是高唱英雄赞歌、树立正面典型，报道的泛政治化动员色彩比较浓重；另一方面，对灾区人民的关怀报道也主要偏重于对灾区人民物质上的关怀，如报道政府对灾区的物质援助，报道政府是如何关注灾区人民的衣食住行等。而这次报道遵循“人文关怀”理念的要求，采取了比以往任何一次灾难报道更加“人性化”、更具“人文精神”的报道方式。总结一下，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从关注灾难本身出发。以往的灾难性新闻报道，媒体上出现的主要是一些毫无生命意义的冷冰冰的数字和一大堆官员的名字，报道成了抗灾救灾英雄们的“颂歌”和领导们的“赞歌”。本次报道能够从灾难本身出发，以灾难为报道的核心，这样有利于灾难问题的解决。以5月22日为例，《人民日报》出版了“抗震救灾”的特刊；同日，《南方周末》出版了地震特刊《汶川九歌――大地震现场报告》。还有许多报纸如《广州日报》、《解放日报》等，都从灾难本身出发，做了关于汶川大地震的专题报道。 　　二是重视生命权。人文关怀强调对人的关怀。对人的关怀最基本的是对生命的关怀。生命权是人最基本的权利，是人的一切权利包括劳动权和休息权的前提。②生命的神圣性应当是全社会的共识，所有人都应该尊重和敬畏生命，但是我们的媒体报道却常常轻视生命。在对遇难者家属的采访中，我们的记者常常会伸过话筒问，谈谈你失去亲人的感受好吗?请问你的妻子是从哪个窗口跳下去的?……这样的方式、这样的提问，不仅反映出记者人文意识的缺乏，更是对当事人和广大受众的伤害。③这次报道能够从生命权出发，报道人的求生本能以及人间的亲情关爱。这样的报道体现了对受害者的个体生命的关怀和尊重，可以让人感悟到人性的温暖以及生命的崇高尊严。如报道中所运用的大量触动人心的组图，唤醒了人类的良知与道德，体现了人性中“善”的一面和媒体工作者对人生命的尊重与关怀。 　　三是关注灾区人民的心理和精神世界。以往我们的灾难性新闻报道，对灾区人民的心理关注较少，忽略对他们精神世界的报道和关怀。本次报道却从灾区人民的心理健康出发，关注灾区人民的心理和精神世界，并敦促政府和社会给予灾区人民心理援助。如5月29日《南方周末》A12版上的报道《北川中学：小心疗伤》。 　　四是别样的政府报道。以往的报道政治色彩太过浓烈，宣传味太重，无疑在政府和受灾人民之间画上了一条无形的线。但此次报道采用了一种平视的视角，报道政府的救灾举措，体现了政府履行自己的职责的决心，彰显了政府的“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执政理念，如总理路线图。 　　五是信息的高度透明，对公众知情权和监督权的重视。灾难报道能否做到及时深入，是与政府信息公开程度密切相关的。自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提出了重大情况要让人民知道后，媒体在确保公众对灾难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5?12”地震发生后，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体都进行了及时、充分、详尽的灾难及抗灾报道，报道的信息公开度可以说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灾难性报道。其中，尤以中央电视台的表现最为突出。地震发生后，央视立刻派出强大采访阵容奔赴灾区，并以24小时滚动播出的办法报道救灾一线的新闻，使全国观众能在第一时间里全面了解抗灾实况，其反应之迅速、报道信息量之巨大令人叹服。目前有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