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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闻主义影响中国报业合理性分析 　　新新闻主义概述 　　 　　新新闻主义的应用最早可以追寻到19世纪后期的新式新闻事业。当时，普利策和赫斯特在办报实践当中已隐约采用了新新闻主义的方法来采素材、写作稿件。等到20世纪60年代初，在成熟的美国新闻事业和急剧变化的社会背景的相互酝酿之下，新新闻主义名正言顺地勃兴起来。昙花一现之后，在70年代初，新新闻主义由于自身的致命缺陷而被边缘化。 　　关于新新闻主义的确切定义，国内外新闻界争论颇多，至今也没有形成统一意见，但一般都认为，“新新闻主义是指利用感知和采访技巧获取对某一事件的内部观点，而不是依靠传统新闻事业中常用的采集信息和提出老一套问题的标准手法。它还要求利用写小说的技巧，把重点放在写作风格和描写方面。”①根据这一定义，新新闻主义既可以理解为一种反对传统客观主义的新闻报道理念，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全新的新闻写作手法和报道方式。 　　 　　新新闻主义存在的合理性 　　 　　笔者以为，作为一种反传统的新闻理念和报道方式，新新闻主义能够存在于中国，是因为具有如下的现实合理性： 　　1.处于大变革时代的中国报业需要新新闻主义理念。20世纪80年代，新新闻主义作为一种全新的文学思潮传入了百废待兴、人心思变的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里，新新闻主义不仅牢牢扎下根来，还凭借自身的魅力对中国的文学和新闻事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报告文学和新闻特写在新新闻主义理念启示下的广泛运用。而今天，中国在飞速发展30年后又处在了一个划时代的重要关口，改革在继续前行，有国外记者评价说，“今天的中国是一个遍地都是新闻的国家”。这样的时代背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20世纪60年代急剧变化的美国，二者尽管相去近半个世纪，但仍有很多可比性，如要求民权、反思传统、崇尚个性、追求自由等等。既然新新闻主义可以风行于昔日躁动不安的美国，就有同样的理由影响今天求新求变的中国。 　　2.新媒体，尤其是网络的发展壮大，迫使报业采用新新闻主义理念办报。在这方面，国内的许多都市报纷纷开始采用新新闻主义的报道手法，用讲故事的方式把新闻???得通俗易懂、平易近人、富有人情味，娱乐色彩也变得空前浓重。尽管新闻娱乐化、故事化不等于新新闻主义本身，但是这样的变化仍体现出了新新闻主义的办报理念已经深入到了中国都市报人的心。笔者曾在国内第一家都市报――华西都市报做过一段时间记者，该报的领导为了将报纸办得更有可读性，把新闻写得更有趣味，早就明确提出了新闻写作故事化的大胆主张。可以说，这是都市类报纸战胜对手，赢得市场和受众的必要手段。 　　3.新闻奖的设定标准含有明显的新新闻主义情结。普利策新闻奖史上曾发生过一件事情：1981年华盛顿邮报记者詹妮特?库克凭借特稿《吉米的世界》获得当年普利策特稿奖，后经查明，文中的人物吉米纯属虚构，不仅奖项被收回，库克也因此被开除出了新闻界。事后，很多客观主义报道者以此攻击新新闻主义，说新新闻主义给普利策奖和新闻行业抹了黑。而实际上，这篇报道采用的完全是传统新闻的写法，只不过在风格上接近新新闻主义罢了，为什么人们宁愿将这一事件的罪名扣在新新闻主义头上，而不是仅仅指责库克凭空捏造了一篇“客里空”报道呢？②由此可见，人们对新新闻主义的指责纯属偏见。更重要的是，这一事件启示了人们：新新闻主义的独特魅力，足以让普利策奖的评委们神魂颠倒，以至于连新闻的真假也分辨不出了。 　　与此类似，中国新闻奖的评判标准实际上也多少带有新新闻主义的偏好。③综观以往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要么直接采用新新闻主义写作手法，要么带有新新闻主义色彩和风格。几乎没有一篇获奖作品是按照传统新闻的程式化模式，不带感情地平铺直叙。所以，如果说把将新新闻主义纳入到新闻奖的评判标准中是合理的，那么在新闻实践中采用新新闻主义写法就应该同样合理。 　　4.国内很多报纸与记者的成功都得益于在新闻实践中对新新闻主义的运用。受新新闻主义理念影响最为典型的报道方式应该属解释性、调查性等深度报道和新闻特写，南方报业集团的南方周末在这些方面做得相当成功，不仅靠深度报道创出了良好的报业品牌，还成就了一批在国内响当当的名记者，如李海鹏、傅剑锋、南香红等人。 　　类似于南方周末的成功案例尽管不多，但已有一些纸媒和新闻杂志在深度报道方面艰辛探索，努力前行。加上中国报业市场的激烈竞争，新新闻主义取得的成功势必会对越来越多的媒体产生越来越大的示范效应，即：新新闻主义是通往成功的必经之途。而事实上，新新闻主义也比客观主义报道对记者的采写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需要记者花费更长的时间搜集材料，需要记者高超娴熟的写作能力，所以往往只有业务熟练的老记者才有能力驾驭新新闻主义报道。那么从这一层面来看，新新闻主义还将为中国报业办报水平的提高、为提升中国新闻工作者的业务素质发挥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