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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广做任继愈先生蓝图中铺路人 　　任先生说：我知培养一流学者。你自己要立下志向，向着一流学着的方向努力……回顾我做敦煌遗书研究的25年，每一步都有先生的全力支持。如果不是先生从各方面提供条件培养我，就不会又我今天的成果。父母给了我生命，而先生则是改变我命运的少数几个人中最重要的一个。 　　 　　任继愈先生1942年起留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传道授业解惑，蒙他教导的学生广布海内外。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考后，他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先后有30余位学生在他指导下获得硕士，博士学位。这些学生现在几乎都已成长为当今学术俊彦现任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方广?便是其中之一。 　　2007年“北京大学研究生教育90周年庆典”开幕式上，任继愈先生发表讲话时提到：“前20年我经常收到有关敦煌问题讨论和研究的信。最近10年来，我没有收到这样的信了。这些信都跑到我学生那里去了，我的学生研究敦煌很有成绩全世界好多人都问他。”此处“学生”，指的就是方广?。 　　自1984年随任继愈先生攻读博士起，25年来方广?数十年如一日辛勤耕耘，成果卓著，被誉为当今海内外佛教文献学的权威。2010年1月3日记者冒着满天飞舞的雪花，前往北京东郊皇木厂采访这位改革开放后我们国家培养的首批研究生，从他的成长历程中感受任继愈等老一辈学人的教学育人之方，领受他们高洁笃实扶掖后昆的大师风范，体察到学术研究领域内薪火相传，继承发扬的美好接力。 　　 　　“先生高瞻远瞩，指引研究方向” 　　 　　生命固然只是个过程，但不同的生命却因不同的因缘和努力而绽放不同的光彩。方广?的经历便是注脚一一 　　方广?高二那年，“文化大革命”开始。1969年，他被安排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当了三年半农民后被选送到新疆塔城地区师范学校学习后因成绩优异而被抽调为教师。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招考，他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在南亚系攻读印度佛教，成为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也是塔城地区50多位研究生报考者中唯被录取的考生。 　　此前，方广?曾看过任继愈先生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及其发表在杂志上的其它论文。1978年他到北京读??究生以后，按导师黄心川先生的安排又修习了古代汉语等其他课程，其中就有任先生的佛教概论。 　　1984年方广?找到任先生表示想考他的博士生。几天后任先生通知他去三里河寓所开门见山地讲，你如果想报考博士生，就要改专业转到佛教文献学方向。佛教文献学是佛教研究的基础，我们现在正在编纂《中华大藏经》，国家需要这方面的人才。但是，现代的科学的佛教文献学在我国还没有建立起来如果你同意我的建议愿意在佛教文献学方面挑战自己，就要痛下决心，从你开始，来建设我们中国的佛教文献学。 　　方广?反复思量，很难割舍此前6年的印度佛教研究但最终他还是按照任先生的设计与指导，专攻佛教文献学。“现在回过头来再看这段经历，深感当年任先生指引的正确。先生富于远见，深谙佛教学术界的长短优劣。他思维敏捷，语言深刻、工作安排，深沉周到。很多我当时不太理解的事情，后来都发现还是先生英明。” 　　任继愈先生培养人才高瞻远瞩立足于国家需要，放眼学科全局。他曾说要看这个学科在世界上占据什么地位研究到了什么程度，哪些东西该做，哪些东西急迫要做，哪些东西条件不成熟不应该做，方向找不准是不行的，否则就是浪费。对此，方广?凭他多年的经历更是深有感触。 　　就我个人而言，如果继续在印度佛教领域耕耘语言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难关。我虽学过梵藏英文，但都只浅涉皮毛。过不了语言关，充其量只能是二流，三流，乃至不入流的角色。而在中国佛教研究领域，佛教文献学是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学科。从世界范围看，无论是巴利佛教研究，还是梵语佛教研究，都是先从文献整理和校刊研究这样的基础上作开始的。 　　现存的敦煌遗书中，95％是佛教方面的文献。“先生站得高，看得远以他的学术洞察力，敏锐地发现佛教文献学对当今，乃至将来中国佛教研究的重大意义及其本身具有的蓬勃生命力，是先生让我从陈寅恪称为‘世界学术之新潮流’的敦煌学切入佛教文献学，指引我走上敦煌学佛教文献学的治学之路。” 　　“先生的教导，未敢或忘。”方广?如是说。25年来，他沉浸在敦煌遗书这个民族文化的宝库中，沙里淘金，盘点家底。他曾在中国社科院、上海师大等单位的支持下或只身―人或组织团队远赴英、法、日、俄、印度等国家和地区，一片一片地搜集，一号号地展阅，日复日地调查，鉴别、考订、整理、编目录文校勘研究。作为任先生的主要助手编纂出版大型图录《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117册，全套150-160册出齐指日可待。此外，散落在英法俄日的4万多号敦煌遗书收藏情况也已基本调查完毕。囊括全世界敦煌遗书的总目录亦有望在3-5年内完成，总字数将达3700万字以上。 　　长时间的沉潜用心，广泛的搜罗鉴识，使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