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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尘爱在历史和记忆之间 　　栏目编辑 吴晓燕 　　他是一位英国青年，却是中国一所学校的校长。他深受学生的爱戴，学生把他的祭日定为一个节日。每到这天，学生们便坐在他的墓前给他唱歌，开展游艺活动。他只有27岁，却受人之托，成为了四个中国孩子的父亲。孩子们爱他，称他是一个“完美的人”，并把他逝世之日作为他们的生日。他是一位乐观而坚守自己信念和理想的人。朋友给他的墓志铭是:“他的一生和工作，将使原来寸草不生的地方变得芳草如茵。” 　　他叫乔治#8226;何克，1915年生于英国哈本登，1937年毕业于牛津大学。他打算在成家立业之前到外面的世界看看。游历了美国、日本之后，何克于1938年2月抵达上海。当时，日本正发动侵华战争。他计划在中国停留两周，再去印度，最后返回英国老家。当时，美国记者埃德加#8226;斯诺和新西兰社会活动家路易#8226;艾黎发起了一个从事安排难民、生产军需和民用品、筹集资金转送延安等活动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支援中国的抗战。美国记者史沫莱特向缺少人手的艾黎推荐了何克。“工合”还在各地创办“培黎学校”，为协会的企业培养技术人才。1942年，“工合”在陕西双石铺创办了一所培黎工艺学校，何克在艾黎的推荐下任该校校长。1944年，学校迁移，何克带着很多孩子经过漫漫征途，到达了甘肃山丹。他还收养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四个幼子。1945年，他在山丹培黎工艺学校平整球场时踢破脚趾患破伤风不幸逝世，年仅30岁。他的故事后来被好莱坞导演罗杰#8226;斯波蒂伍德拍成了电影《黄石的孩子》。 　　何克的故事能否在今天仍让我们为之动容？也许，从以下的史料和人们的探讨中，我们可以寻得答案…… 　　史料之一:何克来到可怜的、战乱中的、被占领的上海，看到那些悲苦凄惨的景象感到十分震惊。日本军焚毁了周围的村庄，用刺刀挑死了庄稼人。城里挤满了饥肠辘辘和流离失所的人们。他们你看我，我看你，瘦骨嶙峋，忍寒受冻，相继死去，唯一的生路是向侵略者屈服，拣拾废铁，供制造用于屠杀内地同胞的炸弹。他目击成千上万的家庭整个寒冬在石头路面上栖身。有一条麻袋作垫的人就算是幸运的了。何克决定在中国逗留一些日子，实地了解中国人民和他们面临的问题。到他该去印度并接着回国的时候，他对姑姑说:“对不起，姑姑，我不能丢下这些人们。” 　　史料之二:聂广淳（何克收养的四个中国孩子中的老大）老人回忆起何克时无限感慨地说:“一大学校人，学业、教务、吃喝拉撒，全靠他一个人操心。我们小时候都没人管，自由散漫，比谁都能淘，叫何克伤透了脑筋。他自己那时也不过二十六七岁呀。”而在聂广涛（何克收养的四个中国孩子中的老三）眼中，何克是位难得的好父亲。他穿背带式工服和草鞋，讲一口地道的中国话，喂自己吃鸡蛋、羊奶，给自己洗澡、理发，添新衣服;兴致来时，还会抱起自己放到腿上颠上颠下，这也是小广涛最喜欢的游戏“骑大马”。他还曾向人提及一件事。那是1942年深秋，六岁的聂广涛不知母亲已经病逝，从孤儿院偷偷跑出去找母亲。他独自一人，忍受饥饿寒冷，冒着黑夜，步行了二十多里回到了家。当他看到家里到处是灰尘，并没有了妈妈时，伤心得大哭起来。哭声惊动了左邻右舍，邻居们都议论说他的妈妈已经死了。小广涛这才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没娘的孩子了。何克每次听到这个故事时，都会满含热泪地把小广涛紧搂在怀中。直到何克逝世的前几天，还向艾黎提起此事，眼里仍充满了泪水。 　　史料之三:1944年，50万日军再次掀起了大规模地面军事行动，从中国北方跨越黄河开始向中国腹地推进。西安、宝鸡，甚至小小的双石铺，都可能沦陷于日军铁蹄之下。腹背受敌，艾黎坚决主张学校转移。有天下午，一个学生看见何克一人爬上了学校旁边的丰禾山，他跟了过去。登上山顶，他看见他们的校长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望着山下的村子泪流满面 ……在家信中，何克难过地向父母倾诉:“这个学校对我们来说就像我们的一部分，要在日本佬打过来之前就这么放弃它，真的很难。” 　　史料之四:作为一位杰出的校长和革命工作者，何克的名字一直鼓舞着孩子们。有一次何克用中文写过一首歌:“我们在山丹获得新生，我们坚持在这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他对山丹和学校怀着无限的爱。他要把它发展成为一所为普通人开办的大学，从根本上为新社会增添力量。学生和教师们为了表达对何克的热爱和忠诚，在他临死的前夜，通宵达旦地奋力干活，同时预备丧事。这样做使他们在痛苦中感到有所慰藉。 　　史料之五:何克在生命的弥留之际让艾黎替写遗书:把自己的全部遗物，包括照相机、手表、留声机、书籍等，能用的留给师生，没用的一律拍卖，以缓和学校经济困难的状况。1945年7月22日，这位常穿着麻鞋的培校“保姆”停止了呼吸，时年仅30岁。老三聂广涛和老四聂广沛一直不知道何克病了，等厨师老俞带他们去看何克时，只看到一座坟茔。老三急了，人死了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