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众传媒时代“媒介审判”.docVIP

论大众传媒时代“媒介审判” 　　“媒介审判”，原初是西方新闻传播法中的一个概念，意指新闻媒介超越司法程序，在法庭判决前对案情作出判决，对涉案人员作出定性、定罪、定刑期或胜诉、败诉等结论的现象。在我国，新闻被当作阶级斗争工具或专政工具的年代，新闻媒介可以凌驾于司法之上，直接宣布他人罪名并实行“专政”，“媒介审判”曾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最著名的案例就是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当时报纸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为标题，公布了胡风的私人通信，判定胡风和其他相关人员都是反革命分子，然后才是对他们实行逮捕，而正式判决的作出则是十年之后，在反右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中，这种先由报纸定性，然后采取“专政措施”的做法更是成为惯例。随着民主法治化进程的加快，这种背离现代法制原则、践踏公民民主权利的做法遭到了摒弃。 　　大众传媒时代，“媒介审判”背后的政治操纵已经不再是主要动因，但由于新闻从业人员对舆论监督功能的理解和操作不当，它仍然是对司法独立原则一个不可忽视的威胁，媒介超越司法程序的报道，在事实方面往往流于夸张、片面甚至失实，经煽情主义文风的渲染，力图激起公众同情或憎恶的极端情绪，有时会采取“炒作”的方式，即由诸多媒体联动作战对案件做单向度的宣传，“沉默的螺旋”效应巨大，相反意见被压制，从而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左右办案人员对案情的判断，最终很可能导致错案。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明确规定：对于司法部门正在审理的案件，不得在法庭判决之前做定性、定罪或偏袒的报道；公开审理的案件，应该与司法程序一致。 　　在规范新闻从业人员行为时，我国的职业道德准则都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在实践中约束力微弱。此类事件中，国外新闻业自律组织的执行力是完全不同的。比如瑞典的报业公正经营委员会，对记者的言行有严格限制。瑞典首相帕尔梅1986年2月28日遇刺身亡，嫌疑犯落网后等待审理的过程中，瑞典的新闻媒体对犯罪情节只做了简要的报道，甚至根据限制连嫌疑犯的姓名都没有披露，在国外媒体的报道铺天盖地的情况下，瑞典媒体也只是进行了谨慎的客观报道，没有任何涉及为嫌犯定罪定性的误导性报道。之所以有这样的自律意识，是因为媒体一旦违反报业管理委员会的规定，报业管理委员会就会将报道的记者的姓名和所在媒体的名字在全国所有媒体上进行公布，在现代社会，信誉是媒体生存的基础。因此，这样的处罚虽然没有法律的强制执行力，但在媒体中的影响却贯彻得非常彻底。 　　有些情况下，媒体虽然没有顾及法律程序，但是报道中对案情的判断是准确的，后来的审判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那么，这种媒介审判是不是可以原谅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媒介审判在前，即使审判是独立进行的，公众还是会怀疑审判受到了法律的影响。比如宝马车撞人案，虽然最后的审判和媒体是一致的，但是经过调查，公众的想法很大程度上都是：要不是媒体的报道，司法机关肯定会徇私舞弊的。这些都损害了司法尊严。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是，媒体的报道和司法机关的量刑没有任何分歧，但是在证据的认同和采纳上，也会妨碍报道的客观性。2005年2月的“林肯车狂拖女童致死案”就是个典型的例子。肇事者付忠涛在撞倒10岁女童拖带致死后驾车逃跑，被捕后，付承认他知道车底下有人，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2005年4月6日上午被注射执行死刑。但是后来辩方律师提出证据显示，女孩是头部着地致死，不是拖带致死的，如果得到证据的支持，那说明，女孩被撞的时候(此时被告不是故意的)已经死亡，所谓拖带(此时是故意的)，实际上是拖尸，并不是女孩致死的原因，那么故意杀人罪名就不成立。但是因为媒体尤其是互联网的报道已经激起了公愤，辩方争取不到更权威的鉴定。《刑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将被害人带离事故现场后隐藏或者遗弃，致使被害人无法得到救助而死亡或者严重残疾的，应当分别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以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判处被告肇事司机付忠涛死刑并无不妥。 　　就这个案例来看，因为这起案件的性质恶劣，对付的量刑并无不妥，但是由于媒体介入的强大影响，法院对证据的采信却不够充分。我们对媒体夸张的报道进行了深层次分析，应注意到媒体炮火最集中的一个关键词“林肯”。我们做个假设，如果是某农村一辆三轮车拖死了一个女童，也许媒体就没这么大兴趣去关注了，这个案子可能会按部就班地查，该判死刑就判死刑，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但是可惜的是，他开的是林肯车，媒体的义愤填膺实际上有林肯车的“功劳”，付忠涛的案件，承载的不仅仅是法律的制裁，还超越了事件本身，媒体的报道无疑触到了公众的心理痛点：其实质是贫富社会阶层之间矛盾的一次“集体宣泄”。媒体的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