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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衣天使”,因生命托付而美丽 　　2011年春，因利比亚爆发内战，我国政府实施了一次大规模的海外公民撤离行动。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在那次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海外公民救援撤离行动中，记者记住了参与这次行动的空军总医院护理部主任苏迅的名字。 　　今年的“5·12”国际护士节前夕，本刊记者赶赴空军总医院，采访了现任全国心理卫生协会护理心理专业委员会常委、全军护理专业委员会常委、空军护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苏迅。她那军人的刚毅和女性的温婉相糅的气质，再次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一次“非常护理”终生难忘 　　2011年 2月28日上午8点10分，这个时刻，时隔一年多了，苏迅依然牢牢地铭记着。就在那一刻，她接到了时任空军总医院院长的马中立的一个非同寻常的电话。 　　“苏迅，你马上带着护照，9点，准时到西郊机场集合！”马中立在电话里不容置疑地说。接到马中立的电话的时候，苏迅正好在空军总医院的小西门。此前，她已经知道有一项紧急任务需要医院派医护人员伴随空运医疗保障，在当时，她正按照上级命令抽组人员。院长的电话使她意识到任务非同一般，肯定是去利比亚！她想。 　　挂了电话，苏迅立即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向宿舍方向跑去，边跑边盘算着需要携带的行囊，同时用电话嘱咐一同出征的战友们，大脑还迅速滤过了作为空运医疗队员所需要的一切。到底是老队员，训练有素的她很快准备好行囊，临出门前随手把照相机装进了行囊。“一定要把这次经历记录下来，为今后空运后送培训积累实战经验。”她在这样紧急的关头，还惦记着如何搞好以后的工作。 　　果然不出苏迅所料，飞机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后的航程中，空军后勤部卫生部领导下达了这次将要担负的具体任务：医疗队一行8人，将随同我空军机组到利比亚执行人员大规模撤离任务，要求空运医疗队员要预想到一切未知事件给生命带来的威胁，并能积极应对。这可不比平时战备卫勤训练时那么简单有序。 　　苏迅边回忆边介绍说，那次任务需要她和医疗队员们分别到四架飞机上“单兵作战”。他们在飞机上遇到的困难远远超过了此前的预想。在飞机上，苏迅依据机???人员提供的飞行公里数和这些天从新闻中了解的情况，和队员们一同商量此次空运卫勤保障的具体工作。连日来等待撤离的同胞，历经迁徙磨难，有些甚至是徒步穿越沙漠转移而来，无论是精神还是体力肯定都很差。他们对人员中是否有伤员？是否出现情绪失控？如何组织人员登机？如何防止出现踩踏等次生伤害等，他们都考虑得非常细致和周到，甚至想到可能遇到的伤亡，但所有队员都没有胆怯。 　　空军总医院受领保障任务后，在迅速选派苏迅等8名医护专家的同时，还紧急筹措补充了军医背囊、氧气瓶、治疗脱水腹泻等急救药材，目的就是让每位同胞都在旅途中更安康、更有尊严。每架飞机要转运同胞200多人，医护人员却只有两名。因此，苏迅至今在回忆那段往事时，仍一脸的紧张：“飞机的座舱和我们平时的客机截然不同，舱内分上下两层。登机方式也与平时不一样，是从飞机尾部直接进入各层位置。必须防止人员撤离时因着急登机出现问题，尤其是要进入二层的人员，若不小心踩空，很容易导致人员踩踏现象的发生。所以，即将登机时，我通过电话嘱咐各飞机上的医务人员，一定要加强提醒。接到撤离人员后，我们在飞机上遇到的困难就更多了。人员拥挤在飞机里，几乎没有了可以行走的通道，这些身心疲惫的撤离人员在长距离飞行中，很容易发生疲劳、晕机等情况，因此，我们必须想尽办法帮助大家。”苏迅至今回忆起来当时的情景，还一脸的凝重。“在飞行中，有些人出现了晕机现象，呕吐、烦躁等情况相继发生。晕机像传染病一样在机舱内蔓延。我看到这种情况后立即意识到，这是由于心情紧张、加之撤离跋涉劳累而诱发，这当中有心理紧张的因素，单纯靠药物是不能完全缓解的。所以，我和战友们马上教大家采用相互按压和谷穴位的办法，不仅有效缓解了大家的晕机症状，还放松了紧张情绪……” 　　飞机平稳地飞行着，机舱内渐渐安静下来。在大家休息的时候，苏迅仍独自静静地在机舱巡视，哪怕有人皱一下眉头，她都会关切地站在一边观察一会，或者轻声询问；为防止因乘机时间长，身体总是保持一种姿态而导致腿脚麻木、肿胀，甚至发生“经济舱综合症”，她及时提醒人员在有限的空间里活动一下身体；吃饭的时候，她告诉大家等飞机平稳飞行时再慢慢吃，防止呕吐；飞机上噪音大，为了和大家交流，她就采用手书的办法，询问大家的需求。为了机上人员安全健康地到达祖国，苏迅连续21个小时没有睡觉…… 　　在那次空运医疗伴随保障的4天中，苏迅和她的战友们跟随4架伊尔-76运输机往返境内外6个机场，飞经5个国家，跨越6个时区，空中飞行46个小时，不间断开展医疗服务。在单机飞行3万多公里的航程中，先后巡诊3500余人次，治疗150余名患病人员。 　　由于起降地气温的差异，这次飞行被苏迅称之为是一次从“冰点”到“沸点”的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