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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看问题重要方法 　　论人论事，首先必须看到所论人或事的主要方面和本质的东西，这是观察问题的一条极为重要的方法。因为决定一个人的政治面貌和品质或是决定一件事情的前进或后退的，并不是那些非本质的和次要方面的东西，而总是主要的、本质的东西。掌握这样一条方法去看待问题，才不致看错了人或者看错了事情，也才能明确我们对人对事的态度，就是脱，才能决定我们赞成什么或是反对什么。在实际生活中不是有过这样的一些事情么？在胡风反革命集团被揭露出来之后，有一些天真的人们，对于胡风分子的大量反革命的事实“视而不见”，却在那里津津有味地谈论什么“胡风也曾拥护过革命、也讲马克思主义”，“胡风分子还是有才华的”等等，这些同志，没有看到在胡风分子的身上，本质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因而使自己失去分辨是非的能力，不能坚决地向反革命分子作同争。还有，有些同志在到农???去工作的时候，对于乡村干部的忠诚地为人民服务的品质和联系群众的能力也是“视而不见”，却整天在那里指手划脚地指责他们这也不是那也不对，看到一些干部作风上的缺点，就歪曲地把我们的干部形容得甚至还不如反动政府下的保甲长，这些同志忽略了我们整个乡村干部的革命的本质，不恰当地强调了他们身上的那些非本质的并且是可以改变的东西，因而也就同样地歪曲了事实。 　　毛主席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中所批评的那些具有右倾观点的同志，正是犯了这样的毛病。“这些同志看问题的方法不对。他们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本质的东西、主流是什么呢？毛主席指出，是占全国农村人口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是共产党在农村中领导农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能力和广大农民对于共产党的热忱拥护。广大农民之所以具有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不仅是因为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仍然还有困难，仍然还不富裕，而且还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和它的成就对他们所起的促进的作用。本来，在这种情况面前，我们应该爱护和发扬广大农民群众的这种积极性：放手地、有计划地领导农民去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但是，具有右倾观点的同志，却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去做，他们抹煞群众的这种积极性，“砍掉”了许多合作社，而对一些农民自己组织起来的合作社，则采取了不承认的态度，或者是长时间的停止了合作社的发展。他们这样做的根据何在呢？说是因为合作化运动发展得太快，已经“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和“超过了干部的经验水平”，他们还举出了许多事实来论证他们的做法是正确的（如说“中农动摇、农村紧张”了；农民在砍树、杀牲口了；合作社不能巩固要减产了；等等），其实质，当然就是要党停止在农村发展社会主义。这些说法和做法有道理吗？道理也是有的，这就是他们只看到了农民中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那个部分，即农民中富裕的或比较富裕的那个部分。这些富裕的或比较富裕的农民中的有些人本来就是在那里“力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因此，他们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也就自然是采取着动摇、观望的态度。“当他们还没有看到参加合作社得到的利益能够比他们自己经营得到的利益更多，或者至少暂时是相等的，他们就不会轻易参加。”（“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但是，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农民的动摇、观望现象，与整个合作化运动中的主流即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比较起来，终究只不过是一种次要的、非本质的、暂时的现象，只要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能够抓住运动的主流并且又注意到这些次要方面的东西，那么，随着整个运动的向前发展，这些次要方面的东西，是会一个一个的得到解决的。犯有右倾错误的同志，不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他们“将这些看成为本质和主流，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使得自己不是在推动农村中的社会主义的改造事业前进，而是把这个运动拉向后退，使得农业合作化运动在一些地方走了弯路。 　　十分清楚，观察问题不能对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本质方面和非本质方面的东西加以区别，其结果，看起人来必然是“好坏倒置”，做起工作来，则是“舍本逐末”，使自己完全处于“是非不分、黑白不明”的状态之中。当然，由于实际生活中许多事物是复杂的或比较复杂的，因此，对于事物的本质方面 　　或主要方面的东西，往往并不是一眼就可以看透、一下子就能够抓得住的。马克思说过：“如果现象形态和事物的实质是直接合而为一的，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资本论”第三卷一0六九页）。这就是说，事物的本质和它的现象是有差别的，要认识事物的本质，要从事情的现象中找出它的规律性来，找出它的主要方面的东西，就必须做一番分析研究的工作。要做到这一点，掌握材料，熟悉情况，是首先的、必不可少的一步工作。材料和情况，不应该是少量的、个别的，而应该是大量的、带有普通意义的；不应该是一个方面的，而应该是有各种差别的；这样才能够有所比较，才能够看到事情的全貌。为了掌握材料，就必须进行调查（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