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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感恩问卷编制与应用价值 　　摘要 通过文献综述、理论分析、个别访谈和开放式问卷调查，编制了农民工感恩问卷初卷。对671名江苏苏南地区农民工进行施测，进行项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及信效度检验。并使用该问卷进行初步调查。结果发现：（1）最终形成16个题目的农民工感恩问卷，问卷包含频度方面、密度方面、广度方面三个因子，方差累积贡献率为52.06%；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模型拟合得较好；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4；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可以作为农民工感恩水平的有效测量工具。（2）农民工的整体感恩状况良好，农民工的感恩水平存在性别、文化程度等人口学变量的差异。 　　关键词 农民工，感恩，问卷。 　　分类号 B844 　　1.前言 　　农民工是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是1978年改革开放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出现的特殊的社会群体，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占据了社会人口结构中很大的比例。农民工问题，不仅关系到我国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顺利转移。农村的稳定和发展，也关系到城市经济的发展和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对农民工心理现状的研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及决策参考价值。感恩作为个体人际交往和生活过程中的一种积极情感，可作为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的指标，研究农民工感恩水平可以为促进农民工心理健康提供理论基础。 　　感恩（gratitude）又名感戴，源于拉丁语中的Rratia，意为优雅、高尚、感谢。目前对感恩的定义，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国外关于感恩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0年前（马云献，扈岩，2004）。感恩最初是作为一种道德品质而受到了宗教、哲学的推崇。为此，感恩最常见的定义是一种美德。McCullourh等认为感恩是一种道德情感，通常源自道德行为，且可激发道德行为（Emmons，McCuUough，2003；McCullourh et al，2002）。有研究者认为感恩是一种将个体与社会紧密联系的积极情绪。是个体受到他人恩惠后于内心产生的一种冲动，它促使个体做出回报，即做出对施惠者、他人及社会有益的亲社会行为（董霞等，2008）。感恩也被定义为一种情绪特质或状态，感恩倾向可以降低体验感激情绪的阈值。具有强烈感恩倾向的人会有很高的生活满意感以及更多积极的情绪（黎玉兰，2008）。 　　虽然目前对感恩的定义仍有许多分歧，但值得肯定的是，他们都赞同感恩在个体、人际交往和社会水平上都是有利的。即感恩不仅起着增进个人自身的生活满意度和与人交往的满意感，也有助于社会的安定和谐。为此，对农民工的感恩进行研究可以促进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不仅具有理论价值，更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对感恩的测量上，在国外主要有McCullough（2001，2002）等人编制感恩形容词评定量表（TheGratitude Adjective Checklist GAC）和六项目感恩问卷（GQ-6），以及由Watkins等人（2003）编制的感恩、忿恨和感激问卷（GRAT）和由Adler和Fagley（2005）编制的感激量表（AS）。GAC由感激的、感谢的、欣赏的（grateful，thankful，and appreciative）共三个形容词构成，要求被试评定每个情绪形容词与自己的匹配程度。GQ-6基于感恩气质层面理论，指出感恩的四个层面分别为深度或强烈程度（intensity），频率（frequency），广度（span），密度（density）。GRAT从感恩个体的特征出发包括丰富感、感恩他人和简单感激三个维度。AS包括八个分量表：关注“拥有”、敬畏感、宗教仪式、当前时刻、自我/社会比较、致谢、失去/逆境和感激他人。 　　在国内主要有马云献、扈岩（2004）编制的大学生感戴量表以及赵国祥、陈欣（2006）编制的初中生感戴量表。大学生感戴量表基于McCullough等人提出的感恩层面理论，包括深度量表，频率量表，广度量表，密度量表等四个分量表，各维度内涵与GO-6问卷大致一致。初中生感戴量表从感戴的内容出发将感戴分为三个维度：人物取向、事物取向和道义取向。 　　中西方存在相当大的文化差异，西方的人格测量工具不能直接用于对中国人的测量，非常有必要开发本土人格量表（包括感恩）（王登峰，崔红，2008）。而国内对感恩的研究也尚处于引进和零星探索阶段（石国兴等，2008；孙配贞等，2010；张利燕等，2010）。国内研究的焦点集中在学生群体，主要探讨感恩与生活满意度、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缺少对成年人的研究。 　　鉴于感恩对农民工群体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和当前实证研究的缺乏，G0-6以外国人作为的样本编制的问卷，运用在国内尚需要本土化，国内的《大学生感戴量表》和《初中生感戴问卷》以特定的学生群体为样本编制的问卷不一定适合农民工群体。本研究试图从感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