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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面报道与和谐社会构建 　　一般认为，正面报道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负面报道不利于社会的和谐运转。但这种理解最多只对一半。本文采取理论与实例相结合的方法，对负面报道的社会效用进行了全新解读，以期在建构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为新闻报道如何发挥更大效能提供理性参考。 　　每年4月份，不同国家的传媒都会不约而同地把普利策新闻奖评选结果公之于世。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每年一度的普利策新闻奖所产生的冲击波，尤其是其获奖作品所折射出的新闻报道观念，越来越冲出美国，走向世界，愈来愈显现出蓬勃的生命力。随着中美间各领域的交往日益频繁，当我们提出吸收一切国家优秀文化成果构建和谐社会之时，科学理性地看待美国新闻报道观的优缺，汲菁祛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镜鉴，亦属中国新闻界的当务之急之一。 　　 　　一 　　 　　负面报道“集中于那些与现行社会秩序和道德标准相冲突的行为，及像犯罪、丑闻、性攻击、事故和自然灾害等类似的反常事件。” ①正面报道的旨趣偏向积极与光明面；写作基调是宣传教化和正面赞颂。②处在正、负面报道之间的可称之为中性报道。以此番界定来省察90届普利策新闻奖，结果是：除解释性报道奖、批评报道奖和社论写作奖基本属中性报道外，其余11项大奖均属纯粹的负面新闻，负面报道占获奖总额的78.6％，几乎没有正面报道。 　　其实，对负面消息的大量报道绝不仅仅是普利策奖的偶然钟爱。扒粪揭丑(muckraking)、揭露社会弊端是众所周知的美国新闻报道的主旋律。正如美国普利策新闻奖委员会现任执行官西格?基塞勒（Sig Gissler）所言，“战争、灾难、挖掘社会问题、揭露贪污、揭露政府等的问题一直是评委喜欢的题材。”③ 　　根据美国作者道格拉斯?贝茨在《普利策奖内幕》一书的估计,从1917 年到1990 年颁发的普利策奖中,约有40%属于揭露性报道,另有40%属战争、犯罪、公民自由、种族关系、自然灾害和国际方面的报道。④这一估计反映了美国的主流媒体一直是以揭露性和灾难性事件为报道主体的,反映了一种西方新闻报道的基本理念。 　　中国式思维惯常认为，既然社会的主流是好的，那么光明???就应该是九个指头的问题而阴暗面顶多是一个指头的问题。于是乎，“报喜不报忧”就自然成了恒久不变不言自喻的铁律，当然，灾难不是新闻，救灾才是新闻也演绎成我们新闻报道的习惯性思维。 　　那么以歌功和赞颂为基调的报道在当今的中国现实语境中果真全然是包打天下而又威力无穷、弘优扬善而又受人欢迎吗？以灾害凶杀和揭丑鞭挞为主旋律的负面报道在美国所产生的作用就必然是舍本求末、诲淫诲盗、乖离“和谐”吗？ 　　 　　二 　　 　　我们先来看美国的情况。 　　在美国，新闻报道重在扒粪揭丑，惩恶除奸，监督政府，警示凶险的观念由来已久。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进入了所谓的“镀金时代（Gilded age）”，开始兴起以“扒粪（muckraking）”为主的负面报道。当时的美国经济迅速发展，但急剧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社会产生了种种腐败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普利策倡导报纸进行揭露性报道，他说：“罪恶、卑鄙、腐败最怕的就是报纸，因为任何法律、伦理、规章制度都无法和报纸相比。”⑤由普利策拟定的“新闻揭丑”思想后来不但成了由其自己发起成立的普利策新闻奖的“主旋律”，而且逐渐演变成了美国新闻报道观念的主流话语。 以“观点自由市场”和“意见自我修正”为原则的自由主义理论和以“报刊应成为对行政、立法、司法起制衡作用的第四种权力”为主导观念的媒介体制生态长期衍生而成的政治和文化逻辑，加之以“受众是上帝、市场竞争和经济收益永远第一”为金科玉律的商业逻辑，这一切无疑为美国大众传媒长期倾心各种负面报道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动力，打开了通向“地狱”之门。 　　19 世纪《纽约太阳报》编辑约翰?伯卡特（John?B?Bogart)的名言 “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成为负面报道大行其道的第一声呐喊和冲锋号。美国报人认为，对读者来说，一个具有负面效应的新闻题材比正面题材的新闻具有“更大的”兴趣。⑥于是“好消息就是没新闻”（Good news is no news）、“坏消息就是好新闻”（Bad news is good news）就成了美国主流的新闻遴选取向和报道观念。 　　虽然以负面报道为主的“揭丑”新闻屡获大奖，但是这并不表明普利策奖对现实社会完全持否定态度，相反，普利策新闻奖的评选标准彰显着美国社会主流价值观，即自由意志、社会责任感、民众知情权、信用、监督权、社会正义、同情心等。美国媒体对诸如灾害事件、暴力冲突、政府丑闻、商界腐败等负面消息的报道虽然充溢着的尽是施害者的残酷性与毁灭性、受害者的极度绝望和无助抗争、救援行动的杯水车薪或邋遢迟滞、官场政客的失职渎职贪赃枉法、商界大鳄的违法乱纪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