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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法律与道德钢丝绳上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自2002年4月1日起试行以来，新闻界关于偷拍偷录“合法化”的说法便一直广为流传，甚至有人以为拿到了法律的“尚方宝剑”，隐形摄像机就可以大行其道了。然而笔者认为，新闻采访中的偷拍偷录行为并没有因为这个司法解释的出台而完全合法化，偷拍偷录行为的定义以及合法与否在法律上仍未有明确的说法，它仍然走在法律与道德的钢丝绳上。 　　目前，法律仍然对偷拍偷录有严格的限制。《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下列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其第三项是：“有其他证据佐证并以合法手段取得的、无疑点的视听资料或者与视听资料核对无误的复制件”。这就突破了1995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取得的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批复》中规定的“未经对方同意私自录制的谈话录音资料，不具有合法性”这一原则。然而，这里并没有直接指出什么是“偷拍偷录”及其是否合法，只是规定了对民事审判中关于视听资料形式证据的确定原则，只不过我们平时所说的偷拍偷录符合这条规定所列举的情况而已。一方提出的视听资料，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在许多情况下就是在当事人不觉察时取得的，人们很自然就联想到时下很流行的偷拍偷录。 　　那么，法律确认了偷拍偷录所得的视听资料在一定情况下可以作为民事诉讼证据，是不是就等于偷拍偷录行为已经合法化了呢？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从上面的条文可以看出，法律要求视听资料有其他证据佐证并要以合法手段取得，也就是说作为取得证据手段的偷拍偷录行为不能“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这也是法律对新闻从业者的最低要求。新闻单位不是国家机关，不具有行政管理职能和执法权力；新闻从业者不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享有任何国家的“公权力”，他们有的是新闻采访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并不是凌驾于其他公民和法人的自由之上的。国家保护新闻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开展新闻采访的权利，但同时也保护公民的隐私权、企业的商业秘密等权利。新闻采访中的偷拍偷录如果跨越了这个界限，就会受到法律否定性的评价：由于并不是采取合法手段，所取得的视听资料将不被审判机关确认。不仅如此，偷拍偷录者还有可能要为自己的侵权行为承担法律责任。从这个角度来说，最高法院公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并非如有些人所言“是对偷拍偷录行为的松绑”，而是通过证据确认原则对新闻采访中的偷拍偷录行为做间接的规范，在充分保护媒体正常采访权利的同时，对少数不规范的采访行为做出禁止性规定。比如说，如果以引诱犯罪、安装窃听器等方式取得录音录像资料，由于其来源的不合法，就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 　　可是，在我们的这个世界上，法律并不是唯一的行为规范，对掌握着舆论监督这样重要权利的新闻单位来说，仅仅要求其行为不违法未免太过宽松了。新闻从业人员的采访活动必须严格遵守自己的职业道德。 　　偷拍偷录是采访者为了实现正义的目的而采取的非正义的手段，这里存在着目的与手段的悖论。我们承认在现实生活中，媒体在做批评性报道时往往处于非常尴尬的位置：通常，被批评者是不愿意被披露的；与此相关的是，他也不愿意被记者以各种方式记录其应当受到舆论监督的言行。在这种情况下，采访者往往只能采取暗访，用秘密录音录像等方式取得第一手资料。然而，这并不能成为新闻从业者滥用偷拍偷录手段的借口。新闻的生命在于真实，弄虚作假历来是新闻工作的大忌。如果新闻单位以欺骗手段获取新闻，这同新闻的本来宗旨未免有点背道而驰。偷拍偷录手段是在没有取得被采访者的同意或明知对方不会同意的情况下采取的方法，无论怎样辩解，在道德上都有些站不住脚。因此，新闻单位自己必须对偷拍偷录的采访方式进行严格的控制。只有在有关资讯对公共利益至关重要、各种合理手段都无法获取、采取偷拍偷录手段的负面影响比起所揭露的行为可能造成的危害来是微不足道的等条件下，才允许采取这类手段，并且在实施时要尽量避免在采访中侵犯他人的权利，减少偷拍偷录行为的负面作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采访者应该严格把握自己中立的观察者的身份，而不应主动扮演新闻事件中的角色，甚至采用类似“诱惑侦查”那样的手段，如伪装成违法犯罪的吸毒者、人口贩子之类以摄录所需要的资料。简言之，在目的和手段的悖论之间，我们采取的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以程序的非正当来求得实体结果的正义，那么我们努力控制非正当的手段，减少其负面影响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为了保证在这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情况下进行隐性采访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实践中应该注意隐性采访的法律限制。 　　首先，公民的隐私权不受隐性采访的侵犯。新闻侵犯隐私是指新闻媒介作者未经当事人允许，在作品中披露当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