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艾滋病村”记者.docVIP

走进“艾滋病村”记者 　　艾滋病是AIDS的音译，医学上将其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艾滋病潜伏期可达10年甚至更长，被称为人类生命的“世纪杀手”。“谈艾色变”的情况使艾滋病人成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河南上蔡县是我国的艾滋病高发区，新华社的两位记者马丽和歧晓峰走进了这个“艾滋病村”，让我们看到了艾滋病人生活的真实境况，也引起了社会对这个群体的关注。 　　 　　两次与艾滋病人的握手 　　 　　2001年5月，马丽、歧晓峰和另一位记者魏莘组成一个小组首赴河南艾滋病高发区。早在两年前，一些艾滋病专家，曾经对这个地区进行过暗访，当时感到问题比较严重，希望媒体能把这个情况报道出来，由于种种原因和艾滋病本身的高危性，采访一直没有实现。歧晓峰等人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认为，如果不把这种情况全面深入地报道出来，引不起有关部门的重视，病人就得不到有效的救助，艾滋病一旦蔓延，后果将是无法预计的。这激起了三个人作为记者的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经过准备后就有了这次对河南上蔡县文楼村的采访。 　　尽管去之前已经进行了严格周密的准备，但在当时对艾滋病的传染途径等了解尚不完善的情况下，紧张的情绪绷紧了每个人的神经。第一位接受采访的艾滋病人叫马贺，是文楼村第一批检查出来的艾滋病人，也是当时一起被确诊的11个艾滋病人中惟一的幸存者。马贺是在卖血过程中染上的艾滋病， 由于卫生主管部门管理疏忽，血站只顾卖血赚钱，卫生条件差、交叉使用针头等原因，使很多卖血的人，都感染上了艾滋病。马贺家有四个弟兄，一大家十几口人，患艾滋病的就有八口。 　　见到记者，马贺站起来伸出手要握手，两个女记者在稍后的位置，歧晓峰是个男的，又首当其冲，只好先伸出了手，第一次握手只持续几秒钟，在这眨眼的时间里歧晓峰的心理却经过了炼狱般的考验。回忆当时的想法，歧晓峰说：“当时站的地方离艾滋病人不到一米，当我面对与死亡仅一步之隔的马贺时，我为什么敢伸出手？应该是对艾滋病人的尊重和因为‘我是记者’而产生的勇气。一方面，艾滋病人已经备受疾病的折磨，不能让他们的精神再受打击。另一方???，从专业角度来讲，尽管心里害怕但不能让被采访者感到受歧视，不在一个平等的界面上，被采访者无法敞开心扉地与你交流，这样的采访本身就是一种失败，无法揭露出事实，对问题的解决也就成为空谈，这是作为一名记者最无法忍受的。”但是，歧晓峰坦陈，那几秒钟大气没敢出一口，怕通过呼吸传染上，握完手他就找了个借口溜出来反反复复地洗手。 　　采访正式开始。当谈到病情时马贺的泪当时就流了下来，她哭着诉说家里的情况，当年卖血就是为了生活。为了能多挣些钱生活得更好一些，她和她的家人四处卖血。马贺挽起袖子，胳膊上针眼一溜一溜，像蜈蚣似地趴在那，在场的人都别过头去不忍心再看了。传染上了这个病，以前挣的一点钱很快就花光了，就这么拖着，耗着，看不到希望，想死都没有力气。记者们被深深地打动了，发自内心的同情消除了先前的恐惧，再次告别时大家同时伸出了手，记者握着马贺的手久久没有撒开。里面包含着对艾滋病患者的鼓励，也包含着一份无言的承诺：无论情况多么危险，采访一定会进行到底并且必须全面而且深入，要让全社会的人都了解艾滋病人的生存困境，都来关心和帮助这些不幸的人，使他们走出阴霾，获得生的希望。 　　马贺仅仅是众多艾滋病人中的一个，要对艾滋病人群有更多了解必须进入到这一群体中获取第一手资料，大家一致决定由马贺和线人引导深入艾滋病高发区文楼村进一步采访。 　　 　　黑暗中的生活 　　 　　计划进入文楼村的第一次采访未能成行，因为村民们对记者相当反感，他们认为，由于媒体的炒作，村里的劳力没人敢用，种的粮食和菜卖不出去，村里小伙娶不到媳妇，村民们没有得到帮助，反而进一步被封闭了。第一次采访暂时搁浅，线人就先把采访组带到了高发区旁边一个村庄的田边上，在这里他们见到了十几个艾滋病患者。天气已经较热的5月，他们还穿着毛衣或者是线衣，除此以外看上去和常人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交谈了几句，歧晓峰就发现他们的心灵已经扭曲了。他们知道自己得的这个病可能活不长，所以并不特别忌讳谈自己的病情，这些没有什么文化的人能这么坦然地面对死亡令记者们颇为意外。但当面对社会时他们却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报复心理。他们说当年是响应政府的号召去献血，可染病之后反而没人管，治疗艾滋病的药品特别贵，他们吃药吃不起，很多人连饭都吃不上，就这么干耗着，在这种看不到希望的生活中他们就产生出这种畸形的报复心理，想要把病传染给别的人，甚至想故意犯法扰乱社会。 　　看到这种情况，记者们感到采访报道的任务更重了，这已经不仅是单纯的疾病治疗的事了，而演变成了一种社会问题，这些长期生活在病魔阴影下的人太需要社会的关注了。采访中他们提到村里每年都要死几十个人，现在几乎每家都有下不了床的艾滋病晚期病号，记者们敏感地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