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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ce会话含义理论对听力教学影响实证研究 　　摘 要：本文通过实验教学来探讨Grice会话含义理论在听力教学中的作用。实验和访谈的结果显示，实验前，学生的听力水平低且无明显差异性，实验后，实验班的平均成绩高出控制班，且实验班的验后测试成绩高出验前很多，进步明显，而控制班进步和提高不明显。教学实验的以上结果明示，Grice会话含义理论对英语听力教学产生积极和正面的影响。 　　关键词：Grice；话语含义理论；英语听力教学；听力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7-0272-03 　　一、引言 　　听力在语言学习中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直到20世纪初“改革运动”（Reform Movement）期间，一些语言学家们探讨将小孩语言习得的心理学理论尝试应用于英语听力教学中,听力研究才开始萌芽（Michael Rost 2005）。事实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外语听力在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中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刘龙根，苗瑞琴2011）。虽然近年来，英语听力教学逐步受到重视，但仍然很薄弱(任庆梅2011)。在国外，听力教学的研究成果最早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80年代Karashen的输入假设理论以及90年代的图示理论的提出，将听力教学的理论研究和心理语言学以及认知语言学结合起来，使听力研究达到了新的阶段（Gary Buck 2011）。查阅文献发现，虽然在国内60年代出现听力教学的研究论文，但在1979年以前，关于听力教学的研究不成体系。为了帮助听者理解会话含义，Grice提出了合作原则和四条准则。国内外的学者对此理论进行了探讨和深化,但是此理论更需要从事听力教学的教师去实践和发展，以实现此理论的指导价值。 　　二、研究背景 　　笔者检索了CNKI（中国知网）1979-2011年32年期间以“会话含义理论”为题名的论文总共147篇，其中涉及听力教学的论文27篇，这27篇中25篇是评述性和教学经验型论文。这些文章多是基于理论假设的阐述，只有两篇是标准的实证研究，比例太低。广大英语听力教师加大此理论的听力实验教学很有必要，也很有意义。 　　随着会话含义理论研究的深入，所有的研究者都认为会话含义理论和听力能力的提高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可在听力教学过程中，他们发现了如下的问题：学生掌握了大量的词汇、系统的语法结构知识和语音知识后，在听的过程中虽然能听懂话语的字面意思，但仍不知道话语的真正含义（杨连瑞，张德玉2004）。稍加分析，我们可以找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因为听力是一种极其复杂的语言认知活动，它包含了语言预测、辨认、联想、推理、判断等诸多的思维活动，为了理解说话人所表达的话语意义，受话者除了有语音、词汇、句法等语言知识外，还需要从语言使用的角度，用语用学的会话含义理论做指导（Christine Goh 2007）。本文的目的就是，笔者基于会话含义理论的教学实验，试图探索一种有效的方式来运用会话含义理论促进听力教学。 　　三、相关研究综述 　　“会话”这个词在汉语和英语中都同样具有两种意义。一种指说话人说出的单词和句子所表达的字面意义;另一种指说话人通过含蓄方式所表达的意义（谷健飞 1998）。后者的含义就是语用学中的会话含义。关于会话含义，语言哲学家Grice有其权威的观点。Grice（1957）在讨论“说话人意义”时，区分了自然意义和非自然意义两种情况，并指出话语传递的非自然意义或意图，并且他系统地提出会话含义理论（Theory of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该理论由一条总原则和四条次准则组成。总的交际方针是：按具体情况、目的和方向进行交际。四条次准则为质准则（the Maxim of Quality），即说真话；量准则（the Maxim of Quantity）即把话说足，但不说过；关系准则（the Maxim of Relation），即要说相关的话；方式准则（the Maxim of Manner），即说话要简洁(Grice 1975)。 　　这四条准则实际上是对康德提出的“量、质、关系、方式”这四个范畴的体现，具有高度的概括力、涵盖力和广泛的解释能力（邱天河 1998）。由于此理论有强大的生命力，自问世以来，已引起国内外语用学者的广泛关注，他们纷纷撰写论文从不同的角度探讨、补充、丰富和完善此理论。尤其对会话含义的定义、特点和含义产生的背景，他们都有独到的见解（何自然 1988，杨达复2003，王相锋 2002，郑璐瑶 2005，谌莉文 2005，孙玉 2010）。可是任何理论的提出由于受当时条件的限制,都必有其不完善性。如有学者指出,Grice的几条准则之间存在很多重叠现象,例如,在方式准则中提到的次准则“说话要简洁”就与量准则中的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