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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文献传播与两汉经学演变 　　西汉初年五经文献传播的典型方式为口头文献转录为文本文献，再加上秘藏文献的重见天日，由此孕育出五经博士师说。在博士师法确立后，新文献的发现和传播通过太常博士和民间学者两条路径对经学产生影响。太常博士对新文献的接纳，丰富了现存的师法体系。民间学者或利用新文献创古文家法，或在今、古文献之间择善而从，创立综合性经学；也有人采用拆分、辑佚和伪造手法，创立伪古文家法。魏晋以后，五经新文献不再出现，经学家法一师法互动发展的模式因此而终结，由严守家法和师法的“章句”时代进入择善而从的“注疏”时代。 　　[关键词]五经文献；两汉经学；师法；郑玄 　　[中图分类号]K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7-0116-06 　　丁进（1962-），男，安徽财经大学文学与艺术传媒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经学与先秦文学。（安徽蚌埠 233030） 　　本文系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经学史”（项目批准号：10ZD058）阶段性成果。 　　汉初，天下图书十分稀缺，文化建设面临极大困难，一批学者在恢复五经典籍活动中崛起，他们在传授五经文本的同时开始了对于五经文本的解说，形成最初的“师说”：田何传《周易》，伏生传《尚书》，申公、辕固生、韩婴传《诗经》，高堂生传《仪礼》，胡毋生传《春秋》，这些人成为西汉经学的开山祖师，武帝先后就他们的学说设立博士，此为经学博士师法。师法传人又有所发挥，撰写传、记、说和章句，形成多种“家法”。西汉中期，这些“家法”也逐渐被立为博士，家法升格成了师法。到东汉光武帝年间所设立的十四博士几乎都是由家法升格，家法的创立达到最高峰。此后经学进入转变期，学术研究由深挖经义到综合经说，择善而从，从前的博士师法和家法逐渐在这种“民间”性的学术思潮的冲击下解体，一种新型的经学研究方式形成，代表人物为郑玄。这是两汉经学发展的大致情况。 　　关于两汉经学的演变，学术界多从家法、师法以及最高统治者的学术偏好角度寻找原因；笔者发现五经文献的传播在两汉经学的演变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本文试图从五经文献的传播??度探讨两汉经学的发生、兴盛和演变，揭示五经文献的传播与经学废兴的关系。 　　一、五经文献的恢复与博士师法的形成 　　秦始皇禁挟书令造成民间藏书的浩劫，加之秦末战乱，官府藏书多化为灰烬，因此汉初天下图书奇缺。五经之中，除了《易经》不在禁止之列外，其余四经均遭厄运。据刘歆《移太常博士书》，惠帝之时天下仅有巫医卜筮之书。那么汉代书籍从哪里来？第一条途径是刘邦部下从秦宫里抢出来，经私人保存而进入西汉，如萧何接收秦丞相府律令图书。第二条途径是读书人在秦末秘密埋藏，战火停息后才发掘出来，如河间献王所得李氏《周官》五篇，颜芝父子所藏《孝经》，济南伏生所藏《尚书》。第三条途径是部分秦末学人活到西汉，将口耳相传材料书写成文本，例如《春秋公羊传》。萧何抢救的图书以法律、经济、地理和人口学书籍居多，五经元典不在抢救之列，因而对经学没有什么影响；通过转写口头材料和发掘秘藏图书是文献进入西汉的主流方式。 　　秦令规定只有博士官这一种人可以持有书籍，其他人拥有图书即为非法，因此那些渴爱文化的学人不得不将自己的书籍藏起来。由于竹书体积大，藏匿非常困难，秦令也只给了二十天时间销毁，事起仓促，因而此类藏书规模不会很大。由于此事生死攸关，知道的人不会很多，能够侥幸躲过战火而活到汉初的更少，因而相当一部分书籍随着主人死于战乱而成为永远的秘密。如孔壁藏书由于藏书人孔鲋的战死，已经不为人所知晓，如果无鲁恭王坏孔宅，不知道何时才得以重见天日。伏生是秦博士，在允许持书者之列，他藏书是为了躲避战火，所幸他活到了汉初。史书明确记载经学元典以这样的方式保存下来的只有《尚书》和《孝经》两部。 　　通过口耳相传进入西汉的，《春秋》学有《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春秋邹氏传》、《春秋夹氏传》。《诗经》学有齐、鲁、韩“三家诗”。《春秋》在孔子之后形成四种影响比较大的“口说”，这些口传文献除了《夹氏传》外，其余在汉初被书于竹帛，改变了原来的传播形式。《汉书·艺文志》说：“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谷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依据班固的看法，《左传》是有文本的，而公羊、谷梁、邹氏、夹氏都是战国“口说”，则为口耳相传之说无疑。是谁将谷梁、邹氏由口说转写为文本文献，不得而知；《公羊传》由胡毋生等转写成文本文献；夹氏无书，依然停留在口说阶段，失去了转型的机会，未被西汉经学所采纳。 　　《诗经》文献主要也是通过口耳相传进入西汉。秦始皇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