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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分配伦理观研究 　　摘 要：正义是亚里士多德城邦政治理论的核心，也是分配的伦理要求。正义是某些事物的平等观念，平等又分为数量相等和比值相等，亚里士多德批判分配上的绝对平均主义，认为比值平等，也就是按照各人的价值为之分配这个原则是合乎绝对的正义的。亚里士多德也没有完全忽视数量平等，而是主张分配在某些方面以数量平等，而另些方面则以比值平等为原则。亚里士多德的分配正义理论已经涉及公平与效率这个极其重要的经济伦理问题。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分配；正义；平等 　　中图分类号：F0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2）06-0098-05 　　分配正义是亚里士多德正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正义又是亚里士多德城邦政治理论的核心。亚里士多德的分配正义理论已经涉及公平与效率这个极其重要的经济伦理问题，而公平与效率一直是经济学界反复研讨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正义 　　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学上的善就是正义，正义以公共利益为归依，是某些事物的平等观念，“正义包含两个因素——事物和应该接受事物的人；大家认为相等的人就该配给相等的事物。”[1]因此，正义可分为政治正义（平等）和经济正义（平等），在政治和经济两个不同领域，平等的含义也是不同的。 　　正义（平等）反对“尚优”原则。当时有人主张：“城邦的职司[和荣誉]应该按照尚优原则，分别高下（不平等地）分配于任何方面有所优胜的公民——即使在其他方面，他们同别人无异，如果他们有一点长处，这一优点就该受到尊重，而权利的分配就应该符合他们各别优点的大小。” [1]（152）对于这种尚优主张，亚里士多德是不赞成的，倘若遵循这种原则，相貌较好或身体较高的就会要求一份较大的政治权利，这显然是错误的。以吹笛为例，出身门望高低、长相美丑、身材高矮和财富多少与笛艺无关，都不能在一队笛师中获得优越地位。还有，如果按照优点优给的原则，那么“各优点相互间就应当有共通的计量” 。 [1]（153）而身高、相貌、财富、门望、声誉、德行等优点之间在度量上没有通约性，“说若干数量的这类事物优于若干数量的那类事物，跟着也就可以说某一数量的这类事物一定等于某一数量的那类事物。然而，这是不可能的[不同素质的事物不能互相较量]。那么，在政治事务上，同在其他学艺上一样，凭任何优点或凭各种优点为要求和分配职司（权力）的依据，实际上是不合理的。” [1]（153）当时的野蛮民族，有的推举奔跑最快者为王，有的推举最高大者为王，有的推举最强壮者为王，有的推举最俊美者为王，亚里士多德认为，诸如此类的尚优做法都是违背正义的，不能根据先天性的优缺点分配政治和经济权利，而应该根据人们对城邦的贡献大小进行分配。 　　正义（平等）分为两类，“所谓平等有两类，一类为其数相等，另一类为比值相等。‘数量相等’的意义是你所得的相同事物在数目和容量上与他人所得者相等；‘比值相等’的意义是根据各人的真价值，按比例分配与之相衡称的事物。” [1]（238-239）如4多于3与3多于2，是数量相等，二者的数量都是1；8多于4与4多于2，是比值相等，二者的比值均为2：1。前一类平等与尚优原则相矛盾，后一类平等与尚优原则有一点相似，亚里士多德显然认为两者是有区别的，因而虽不赞同尚优原则，却赞同“比值相等”。尚优原则是凭人们先天性优势而得到优势分配，“比值相等”是人们根据贡献多少之比例而得到相应比例的分配。还以前面的一队笛师为例，一个笛师凭吹笛之外的其他优势如身高、相貌、门望、财富等得到特别优厚的分配，就是尚优原则，这是亚里士多德所反对的；反过来，一个笛师因其笛艺本身的优势而得到特别优厚的分配，虽然也是对某一“优势”的照顾，但这种优势带来贡献和价值，凭借这种优势所得到的特别优厚的分配不是尚优原则而是比值相等，这是亚里士多德所赞同的。他认为按照每个人的贡献价值进行分配是符合正义的，“虽然在本来不相等的人们之间，倘若依据比例而作相应的不等待遇，实际上并不能说这是‘不平等’。” [1]（238）比值相等是实质平等，虽然在形式上是不平等的，但无疑是正义的重要形式。亚里士多德之所以反对世袭君主制也在于其违背比值相等，“世袭的君主制所以被视为不平等者只因为（那些嗣王并无卓异的才德，于是才）在与之相等的众人之间显见他据有王位为不平等。” [1]（238）也就是说，受到优厚待遇的君主不应该根据尚优原则仅凭门望上的优势获得君主的位子，而应该根据比值相等原则由那些对社会贡献最大的人做君主。 　　这两种平等，数量相等是形式上、结果上的平等；而比值相等是实质上的，结果依照个人贡献的比例而定，是不相等的。亚里士多德认识到，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平等都具有相当的吸引力，“有些人就因自己有某一方面与人平等而要求一切平等；另些人就凭自己在某一方面有所优胜就要求一切优先。”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