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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民生幸福与地方政府治理良性互动 　　摘要：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不是单纯的财富积累，而是要提高人民的幸福水平，因此政府所追求的公共政策最终价值也应该服务于人民福祉的增加。对旅游目的地居民幸福指数进行科学的评价，是衡量旅游产业发展、民生幸福与地方政府治理是否良性互动的重要指标，对于旅游目的地进一步发展旅游产业、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及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旅游目的地；居民幸福指数；地方政府治理；产业发展 　　中图分类号:F5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9-0089-03 　　基金项目：国家旅游局规划项目“旅游目的地居民幸福指数的测评与提升研究”（12TACG009）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高园（1977-），女，武汉人，海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公共政策分析与地方政府治理。经济大视野经济大视野幸福是一种主观感受，反映了人在某种状态下关于快乐和满足的体验。人类很早就开始尝试测量幸福，希望通过具体客观的数值来衡量主观幸福感。对幸福的测量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他在《理想国》中经过一番独特的计算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一个人想知道王者在快乐的真实性上比独裁者高多少倍，在做完乘法之后，他将发现，王者的生活比独裁者的生活快乐729倍。”[1]近代，最早提出用幸福指数概念测量幸福的是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萨谬尔森，他认为幸福=效用/欲望。而最早将国民幸福总值（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这一概念量化成为指标体系并用GNH代替GNP（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发展成效的国家是不丹。20世纪70年代，不丹国王创造性地将幸福指数引入宏观领域，认为国家政策应把实现大众幸福作为首要目标，国民幸福总值是由经济增长、环境保护、文化发展和政府善治四大支柱组成的。此后，这个国土总面积不足4万平方公里，人口数量不到200万的国家，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不丹模式”实践的结果是在人均GDP不足3000美元的不丹，人民认为自己生活得很幸福。 　　不丹作为喜马拉雅山脉南部的一个神秘王国，尽管土地贫瘠、生活穷困，但境???拥有公认不受污染的天然环境，有“香格里拉王国”之称，因而对外国尤其是西方游客有着巨大的吸引力。然而，不丹政府为了保护环境和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在2007年以前一直执行严格限制游客入境人数的政策。目前虽已取消了人数限制，但政府还是通过规定高昂的旅游最低消费和外国游客入境备案制度等措施，变相控制着入境游客的数量，在发展旅游业的同时为本国居民营造了一个幸福的生活空间。 　　在我国，对于同样以旅游产业作为重要经济支柱的旅游目的地而言，不丹的经验是值得借鉴和深思的。如何在大力发展旅游业的同时，协调好当地经济发展与民生幸福的关系，成为地方政府治理的首要任务，这也是研究旅游目的地居民幸福指数的价值所在。 　　一、旅游产业发展是保证民生幸福的重要条件 　　影响幸福的因素众多，宏观方面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微观层面则包括性别、年龄、教育、职业、婚姻家庭状况、人际关系、心态、性格特征、适应性等等。但是，幸福毕竟是人们在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基础上所产生的积极的心理体验，是人们对现实生活的主观反映，它同人们生活的客观条件密切相关。[2]而国民经济发展状况恰恰是体现民众客观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因此，必须承认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仍是影响居民幸福的重要因素之一。没有财富的积累和民众可支配收入的提高为基础，也就谈不上民众的幸福感。旅游产业发展主要从四个方面保证了旅游目的地居民的民生幸福。 　　1.提高就业率，增加居民收入。旅游业本身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吸纳较多的就业人口。此外，旅游活动涉及“行、游、住、吃、购、娱”六大要素，旅游业的发展必然带动诸如餐饮、交通、酒店住宿、休闲娱乐、房地产、商品制造等周边产业的快速跃进，从而为旅游目的地居民提供众多就业机会。国家旅游局局长邵琪伟在南非参加20国旅游部长会议时表示，随着中国迅速成为世界旅游大国，旅游业已经成为中国吸纳就业量最大的行业之一。截至目前，我国旅游直接就业达1100万人，间接就业达6500万人，相当于全国就业总数的96％。特别在解决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居民、妇女、农民工、下岗职工、大学毕业生首次就业者等特定人群就业方面，旅游业发挥了重要作用。[3] 　　旅游业发展在提高就业率的同时，也明显增加了旅游目的地居民的收入。以海南省为例，建设国际旅游岛前的2009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751元，而自2010年1月4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将国际旅游岛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之后，2011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8369元，比上年增长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