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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扬雄辞赋看蜀人艺术想象与生存智慧 　　【摘要】扬雄的辞赋作品不仅展现了大汉帝国宏伟的气象，开启了一代恢宏富丽的美学范式，同时也显示了蜀人丰富的艺术想象力与创造力，折射出汉代蜀中文人独特的文化性格与生存智慧，成为蜀人人格的经典喻示和蜀地悠久文化的重要载体。 　　【关键词】扬雄；辞赋；蜀人；化个性 　　【中图分类号】I0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2）03—0069—4 　　扬雄（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字子云，蜀郡成都人，西汉后期著名的思想家和辞赋家，是继司马相如和王褒之后又一位杰出的蜀中文人。他少而好学，博览群书。“为人简易佚荡，默而好深湛之思。”成帝时至长安，献《甘泉》、《羽猎》等赋，被任命为郎官，给事黄门。王莽篡汉，“以耆老久次转为太中大夫。”年七十一卒。他一生著述颇多，仿《周易》作《太玄》，仿《论语》作《方言》、《训纂》。而一生最有成就是在辞赋方面，除上引《甘泉》、《羽猎》等赋之外，还有《河东赋》、《长杨赋》、《反离骚》、《解嘲》、《解难》、《逐贫赋》等十多篇（《汉书·艺文志》称十二篇）。纵观其辞赋作品，既有模仿借鉴司马相如以铺陈为主，意在展示大汉帝国恢宏气象的大赋作品，又有以抒情言志为主的短篇。这些作品不仅展现了大汉帝国宏伟的气象，与司马相如、张衡、班固等大家之作共同开启了一代恢宏富丽的美学范式，同时也显示了蜀人丰富的艺术想象力与创造力，折射出汉代蜀籍文人独特的文化性格与生存智慧，成为蜀人人格的经典喻示和蜀地悠久文化的载体。 　　一、从扬雄辞赋看蜀人艺术想象 　　司马相如非常善于展开文学想象，他曾在《与友人盛览书》中描述自己的创作过程：“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作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其传也。”所谓“赋家之心”，就是建立在奇特的想象基础之上的创作思绪，创作时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宇宙万物，人间风云，皆奔涌于作者的脑海，呈现于作者的笔底。 　　扬雄是司马相如的崇拜者，对司马相如宏博绝丽的赋作非常倾慕。曾曰“长卿赋不??人间来，其神化所至邪。”对司马相如出神入化的想象力赞赏有加。他本人“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其《甘泉赋》、《羽猎赋》、《河东赋》、《长杨赋》皆因事而作，以司马相如赋为范，相与放依，踵事而华，搜选诡丽，竭才以钻思。其作品相对于前辈司马相如赋来说，艺术创新或许并不突出，但他笔下那皇帝出猎的威赫仪仗，那惊动环宇的气势，那“似紫宫之峥嵘”般崇殿华阙的甘泉宫等诸多描写，却刻意渗入了较多的主观想象，使赋作带上了虚无缥缈的色彩，显示了相当高的才华，留给人充分的想象余地，与司马相如赋中那“架虚行危”的奇特想象如出一辙。正如刘勰《文心雕龙》所云：“相如凭风，诡滥愈盛。……及扬雄《甘泉》，酌其余波，语瑰奇，则假珍于玉树；言峻极，则颠倒于鬼神。……又子云《羽猎》鞭宓妃以饟屈原……”。 　　扬雄的想象驰骋源于蜀地独特的地域文化影响。扬雄与司马相如一样濡染于蜀文化深厚的集体无意识之中，想象的文化基因化为发肤血脉，自然而然，其作品表现出的浓郁想象特质便是蜀人多浪漫少拘束、多想象少理性的文化个性的体现。蜀地文化发源久远，积千百年之沉淀，显示出独特的历史面貌。—方水土养—方人，蜀地独特的地理历史赋予蜀人丰富的想象力和浪漫性格，而丰富想象力和浪漫品格又正是造就艺术人才的文化基因。 　　二、从扬雄辞赋看蜀人的生存智慧 　　蜀地山川秀美，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其于文化“多斑采文章”；其于品格，则“君子精敏，小人鬼黠”。这些说法恰恰道出了蜀人的生存智慧。而这种生存智慧历史悠久，在扬雄的辞赋作品中也多有表现。 　　如前所述，扬雄的辞赋作品分两部分，一部为体物大赋，一部为抒情言志的短篇小赋。客观而言，扬雄的大赋作品追步前人的痕迹比较明显，铺张扬厉，词多夸饰，所谓“辞人之赋丽以淫”，更多地展示出蜀人的奇妙想象与恢宏气度；又加之那些作品属于上奏给皇帝看的，表现其政治观点与积极用世之心更为明显，所谓“劝百讽一”、“曲终而奏雅”，其内心世界和人生态度就难以表现得充分。与大赋的这一侧重点不同，他的一些短篇小赋却能够真切传达出其深层的内心世界，显示出独特的生存智慧。 　　关于扬雄的人品，虽然古人对其“出仕新莽”有不少微词，但总的来说是肯定的。如《汉书》本传曰：“清静无为，少嗜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晏如也。自有大度，非圣贤之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肯定了他自甘寂寞、不徼富贵的一面。然而这不等于说他就没有政治抱负。汉代文人比起战国士人来说，虽然少了国家四分五裂、争城以战争地以战的血腥，却也少了朝秦暮楚、来去自由的舒畅与适意。伴随着国家统一的实现，思想意识上的统治日益加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