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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想象与抗战文学价值建构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8-4738(2012)03-0076-06 　　“中国形象”是考察二十世纪中国社会转型和历史变迁的重要维度，建构中国形象是中国文学确立自身现代民族“主体性”工程的重要体现，并逐渐成为一种现代性传统。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中，现代性的危机滋生了中国知识分子寻找民族身份，建构全新的国家形象成为其文学想象的内在诉求。“启蒙”与“救亡”主题的双重变奏都表明了中国知识分子追寻民族新生的话语努力，在一个全新的视域中将历史、社会和现实融于一域，倾听时代的呼唤，为本土民族文化的表达和传播贡献自己的力量。抗战爆发唤起了民族意识觉醒，如何将中国的发展纳入世界文明轨道等一系列问题，引发了作家以巨大的热情和丰富的想象力去重塑中国形象，建构新的民族自信心和认同感，探寻对抗外敌的民族精神，才能萌生民族再生的凝聚力。 　　一、抗战文学建构中国形象的逻辑基点 　　抗战爆发之前，中国民族国家的身份是天然存在的，不需要国人予以确证。国家与国民的关系相对恒定，国民的身份意识只限于国内文化语境中自我主体的范畴，没有世界体系中国家间的差别和比较，在家族、社区或宗教等关系网络中过着相对自足的生活。由于没有“他者”的闯入，文化间的比照意识较为薄弱，历朝历代国家的更迭难以产生民族沦丧的危机，没有外来文化的侵蚀，也就不会有现代性的焦虑。这种情境之中产生的文学作品与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想象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 　　抗战的爆发，使国人的原初镜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的视野从本民族的同一性向不同民族间的差异性转变，现代民族国家认同成为国人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身份和认同是联系在一起的，有身份意味着有认同，反之，没有身份也就意味着没有认同。主体对国家身份的追问同时负载着对自我身份的认同，这样一来，民族国家和个人的主体性之间建立起自然的纽带，紧密地关联在一起。面对敌人的侵略，国人在亡国灭种的生存危机之外，还产生了对于历史、民族、国家、个人等一系列问题的反思：中华民族怎么了？如何拯救中华民族？救亡??意义何在？等等。这种现代意义的反思扩充了国人的视域，提升了他们建立自我民族身份的境界，也延展了文学创作的现实性和未来性。就文学创作而言，中国知识分子自觉地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找寻民族精神来铸亮当下抗战的民族国家心理，过滤当下现实中存在着的诸多弊病，在两种文化镜像中重构本民族的角色定位。 　　事实上，这种关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文学想象自近代已经产生了，其驱动这种文学实践的内在根源依然是现代性的焦虑，对于“后发现代性”的中国来说，必须寻找到落后的根源，改变现存的问题，跟随世界潮流，以此推动本国自主性工程的演进。而抗战时期国人要面对的侵略者不是文化层面上的入侵，同时更意味着国土沦丧，文化废弃，中国人面临着沦为亡国奴的民族危机，在此前提下，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民族文化将被异族践踏，国人的历史、传统、文化和信仰将被粗鲁地改写，习惯了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社会认同将在片刻之间化为虚无。然而，这种民族危机也催生了国人的民族意识，为国人集体反抗提供了条件，为传统道德集体主义的民族复兴夯实了心理基础。由此，个人的独立性为民族尊严的群体性所替代，自愿加入到这场寻找民族国家身份，建构民族国家尊严的使命之中。这为抗战文学进行民族国家建构和想象提供了精神支援，并以此提升其表现和言说社会现实的深度和境界。吴翔宇：中国想象与抗战文学的价值建构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2年第3期 第25卷第3期 　　王一川认为：“一部现代文学史，可以说正是新的中国形象的创造史。”\[1\]这即是说，现代民族国家是一个“想象共同体”，它浸润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主体言说和话语建构的现代性意识，这也是其区别于中国古典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志。由于民族和国家受到日寇的入侵，出现了现代性危机，40年代中国文学开启了对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步伐和道路，对文化转型的思考也随即拓展。文化转型是相对于文化定型而言的，文化转型不是随时随地应然地发生，它需要诸多培育的土壤，传统话语与现代话语以及不同阶级集团、思想流派，相互碰撞、渗透，表征了一种文化范式的瓦解，也隐喻了新质的文化范式的生成。抗战初期的文学正处于一个转型的历史关节点，在文化失范的转型期，作为作为民族精神之一的群体意识和生命强力，能为文学家提供创造的知识背景和想象空间。抗日战争给中国文学带来的直接影响“一方面是诗歌的蓬勃发达，另一方面则是报告文学的异常发达”①。这两类文体的兴盛主要是战争特殊语境的考虑，当然这一时期的中短篇小说、戏剧、散文等也有一些闪光呈现。总之，这些作品有时代转型的表呈和隐喻，具体而论，主要是通过如下几个方面来实现的： 　　第一，灰色沉痛的背景的预设，暗示着一个秩序混乱、中心颠覆的“多语”格局和隐隐新生的胎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