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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刑事被害人点亮希望灯 　　近年来，我省加大了对刑事被害人的救助力度，体现了司法的人文关怀，维护了社会稳定。仅今年上半年，全省共办理刑事被害人救助案件68件，发放救助金160多万元，同比上升50.3%。 　　“他们是被判刑了，法律也给了我们公正，但是我们还欠着医院第二次手术的几万元医药费，这可怎么办啊？”受害人马某拿到刑事判决书后，对接下来的生活充满了忧虑。 　　2011年8月马某被他人打成重伤，施暴者唐某等人在当年11月被判处了有期徒刑，但由于种种原因，唐某等人尚未全额赔偿马某的医疗费。在犯罪分子被送往监狱服刑的同时，马某和其家属对今后的治疗忧心忡忡。 　　原来，在我国，刑事诉讼是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对犯罪分子提起公诉，其目的在于打击犯罪。但作为受到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被害人和其家属，往往却未能因为犯罪分子承担刑事责任而感到“大快人心”。因为，相比民事诉讼的当事人“赢了官司拿不到钱”的麻烦，刑事诉讼的被害人往往更是陷入了“判刑要靠公检法，买单还得自己来”的困境。 　　据统计，我国刑事案件被害人获得民事赔偿的比例不足10%，每年约有300万左右的被害人得不到任何赔偿。他们要么在“黑暗中独自哭泣”，要么因为生活陷入绝境而对施暴者家庭或社会采取其他过激行为，从而成为了一个个无助而又易于激化社会新矛盾的群体。 　　2012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被普遍赞誉为更加彰显了保障人权，其内容之一即充分保障了被害人向犯罪分子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但是，“对于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而言，附带民事诉讼部分的修改远不是权益保障的终点，而只是一个闪亮的拐点。”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卫东所说的“终点”，指的是目前国内正在构建和完善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 　　其实，早在2007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2007年刑事申诉检察工作要点》中就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试点建立刑事被害人补偿机制”。2008年底，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被纳入司法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各级地方党委、政府、法院、检察机关纷纷出台改革措施。2009年3月， 中央政法委出台《关于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若干意见》，对救助工作的基本原则、要求以及相关衔接工作等内容作出规定，及时有效地统一了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中存在的救助范围、程序、职责分工等问题。与此同时，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相继对刑事被害人救助作了许多积极有益的探索与尝试，切实解决了部分刑事被害人及其家属的生活困难，有效缓解了被害人与被告人之间的矛盾与仇恨，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截至目前，国内已有17个省、市出台了关于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实施意见并逐步落实。 　　四川省人民检察院于2011年7月制定了《四川省检察机关刑事被害人救助实施办法（试行）》，今年上半年，办理救助案件68件，对于及时妥善地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起到了明显的效果。 　　一面来自被害人的锦旗 　　“感谢检察官送来救命钱，让我们一家有了依靠……”当都江堰市的周某双手接过检察官送来的1.5万元现金时，声音已经哽咽。 　　交通肇事致人死亡是当前基层频发的刑事案件类型之一，而肇事者被判刑后，民事赔偿一分钱也拿不出的情况是常态。周某夫妇的女儿于2010年10月被他人驾驶的轿车撞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肇事者承担事故全部责任，但无力支付经济赔偿。周某女儿过世后留下一个年仅3岁的幼女，体弱多病且无人抚养，这让周某夫妻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都江堰市检察院控申部门干警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启动刑事被害人救助程序，为周某夫妇二人申请到了1.5万元的司法救助金。2012年4月，被救助人周某向检察机关赠送锦旗表示谢意，十二个大字格外醒目：“检察情系群众，救助温暖人心”。 　　“救助温暖人心”，或许这就是对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最为朴实而又真切的评价。 　　从上访自诉到息诉罢访 　　2012年4月27日，当李某来到检察机关控申接待窗口时，检察官照常拿出接待登记本准备记录，李某却摇着头激动地说：“我不是来上访的，我‘息诉罢访’了。感谢检察院所做的努力，你们如此真心关心老百姓的疾苦，真的很感动、很感谢。” 　　原来，李某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与刘某登记结婚，婚后刘某在外省经商。因二人多年未能生育，求子心切的刘某遂与孙某建立婚外关系，孙某先后产下两子，并与刘母以婆媳关系生活，但李某一直不知情。后李某与刘某也生育了一男一女，四名子女的开支均由刘某一人承担。当李某得知刘某婚外生子的情况后，多次到妇联和公安机关上访。李某既无固定收入又要抚养两个孩子，还遭受了家庭暴力，因内心积怨颇深而情绪激动地到检察机关反映情况，迫切希望能够得到帮助解决此事。后来公诉、控申部门的检察官分别多次耐心细致地做李某、刘某的思想工作，一方面劝说李某不要走极端、有困难就找检察院，有效稳定了她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