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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长河中“幸福观” 　　在中文词汇中，幸、福两个字连用作为今人所说的“幸福”，那是很晚的事。在古人那里，用得比较多的是“福”与“乐”。“福”字在甲骨文中，原是祭祀之意，表达人们的，祈望和要求，字面的涵义是，两手捧着盛酒的器皿贡献在祭台上。 　　古代中国最早较为系统论述幸福问题的，是春秋中叶以前的《尚书·洪范》。文中记述西周初年武王访问殷逸民箕子，请教治国之道，箕子为武王陈述了治理天下之九条大法，其第九条是“向用五福，威用六极”。所谓“五福”，指寿、富、康宁、攸好德（爱好美德）、考终命（善终）；所谓“六极”，指人生不幸的六种表现，包括不得好死、多病、忧愁、贫穷、貌状丑恶、志力懦弱。由此可见，其时人们的幸福观，以生命质量为核心，长寿、康宁、善终都是生命质量的具体表现，富有是生命质量的物质保障，爱好美德能达至人事和谐，这也是美好生命质量的必要条件。到了汉代，桓谭在《新论》一书中，又增加了关于子孙的内容：“五福：寿、富、贵、安乐、子孙众多。”儒家重视宗族的延续，所以特别将“子孙众多”列入幸福范围。 　　儒家很少直接讨论幸福问题，其幸福观主要体现在关于人生理想的论述当中，其特点一是精神层面的快乐重于物质享受，二是社会幸福重于个人幸福。 　　孔子是对于物质享受与精神快乐两相兼顾的人，但更重视后者。他将“仁”即人与人之间的相爱关系，作为人生理想核心。孟子从性善论出发，把仁、义结合起来，认为人生来就具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种善端，这些善端扩而充之，就发展成仁、义、礼、智四种美德。荀子从性恶论出发，提出通过“化性起伪”的方法，改变、矫正人之恶的本性，发展善性，从而达至幸福。 　　儒家的幸福观，重视理性与道德的作用，强调没有理智和美德就不会有幸福，强调社会幸福重于个人幸福，这在人类幸福思想史上有其特别的价值。 　　道家学派的理想幸福人生，与儒家很不一样。老庄崇尚返归自然，逃避尘世，过原始质朴和自由自在的田园生活。 　　老子认为，要达到无为境界，就要守弱。坚强有害，柔弱有益，柔弱能胜刚强。??欲望满足、幸福与道德的关系上，老子主张寡欲，要求人们把欲望降到最低限度。庄子提出理想人生的下列标准：一是无情，即不动感情，心境平和，不为喜怒哀乐所困扰，不以好恶而伤身。老婆死了，不但不哭，还鼓盆而歌；二是无己，即逍遥游境界，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无牵无挂。既不考虑自己，不追求功绩，也不追求名誉；三是无所待，他说，至人并不凭借别的东西，而是凭借天地之正气，在宇宙中遨游，所以无所依傍与企求；四是无用，要把自己当成一块废料，没有任何实际用处。 　　道家的幸福观，忽视甚至否定了人力的意义，否定道德的重要性，是安命顺性的天福观，是一种消极幸福观。但它主张对物质财富、生死寿夭、贵贱达穷、外在环境都持淡泊态度，注重心灵的沉静，关注那些符合人之本性的、内心的幸福，这在拓展人的心灵空间、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方面，有其特别的价值。 　　幸福的反面是不幸福，包括不幸、痛苦等。人们如果能摆脱不幸、祛除痛苦，那也就离幸福不远了。在中国传统幸福观中，佛教在这方面建树最大。佛教的因果报应和生死轮回观念，长期在社会上流传，深入民间，对中国人的幸福观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 　　在中国传统幸福观中，还有一条潜流，即物欲享受幸福观，或曰享乐主义。 　　西晋鲁褒，著《钱神论》，通过司空公子与綦母先生两个虚拟人物的对话，讥刺为官从政唯钱是尚的社会风气。内称：钱的功能，极为神奇，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强。有了钱，可以无德而尊，无势而热，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忿争非钱不胜，幽滞非钱不拔，怨仇非钱不解，令问非钱不发”。有钱可使鬼，而况于人乎！钱能转祸为福，因败为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文中对于崇拜金钱的世态，刻画得惟妙惟肖。在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像《钱神论》透露出来的这样的享乐主义思想并不多见。这是因为，在重义轻利主流价值观的笼罩下，读书人即使有享乐主义思想，也不会轻易将其表露出来。 　　在中国传统幸福观中，儒家倡导的是精神重于物质、社会高于个人的刚健有为的幸福观，道家开辟的是消极无为的免灾避祸之路，佛家提倡的是弃绝物欲的遁世之路。这几类观念差异很大，构成了数千年来中国人追求幸福的弹性很大的空间，影响着不同的人群。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说明有一部分人是以物欲为价值指向的。儒、道两家也刚柔相济，互为补充，达则兼济天下，谋求天下福祉，穷则独善其身，寻求个人安身之地。从陶渊明、苏东坡、袁宏道等人的生命历程，都可以看出这两种幸福观的交互影响。 　　西方思想界有讨论幸福问题的悠久传统，几乎所有重要思想家都有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就思想脉络而言，除了基督教神学幸福观之外，学术界一般将其分为理性主义与感性主义两类。 　　理性主义流派幸福观的共性是认为人的幸福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