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儒学重建视野中朱熹《仪礼》学.docVIP

宋代儒学重建视野中朱熹《仪礼》学 　　［摘　要］　朱熹《仪礼》学思想的产生与宋代的社会、学术、政治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基于复兴儒学的伟大使命，朱熹直接针对王安石新学的学术影响，决心重振社会秩序，积极推行礼下庶人的礼仪运动。反思宋代礼学研究，朱熹试图通过编撰《仪礼经传通解》振兴《仪礼》学研究，消除《礼记》学研究中出现的种种弊端，为士人学子学习《仪礼》提供指导。 　　［关键词］　朱熹；《仪礼》；儒学 　　［中图分类号］ B244.7［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1008—1763（2012）06—0024—07 　　朱熹既是继孔子之后综罗百代的理学家，又是继承创新的礼学家。朱熹的礼学思想以道德性命之理为礼义基础，以《大学》中修齐治平的理想进阶为依据，进一步发展了以家、乡、邦国、学为基础的礼仪传统与仪节规范，对中国古代的礼学思想及其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熹对《仪礼》尤加重视，重申《仪礼》为本经的重要性，既有注重实用、重在裁损的《家礼》，又有凝聚晚年心血的《仪礼经传通解》。我们不禁要问：朱熹为什么会如此推崇《仪礼》？本文试图从时代焦虑和学术发展的角度考察朱熹振兴儒学、重振社会秩序的良苦用心，从而更加深入地理解朱熹的礼学、儒学思想。 　　一　社会层面：儒学复兴与《仪礼》为本 　　柯林武德曾说：“要考察任何一个特定的民族在其历史的任何特定时期中在哲学上的特别突出的论题，就要找出使他们感到正在唤起他们全部精力的那些特殊问题的征象，而边缘的或辅助性的论题，则显示出他们没有感到什么特殊困难的那些东西。”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718。依此，我们可以设问：在宋代，最优秀的儒者讨论的中心问题是什么，他们思想的主要努力在什么地方？余英时先生给出的回答是：宋代儒学的整体动向是秩序重建，而“治道”——政治秩序——则是其始点。道学虽然以“内圣”显其特色，但“内圣”的终极目的不是人人都成圣成贤，而仍然是合理的人间秩序的重建。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118。应该说，这样的判断符合宋代儒学的发展状况和精神，所谓“秩序”、“治道”在儒者们看来无疑是礼治秩序的重建，对“三代之治”的追寻、领悟、探讨都使得学者们将注意力集中到了代表三代文明与教化的周礼上。 　　宋儒强调儒家礼乐文化的重要性，积极挖掘和阐明礼乐制度的新内涵，以对抗浸淫之深远、影响之广泛的佛教。石介认为，外来佛教以其人、道、俗、书、教、居庐、礼乐、文章、衣服、饮食、祭祀全方位地取代中国固有的文化，造成了“髡发左衽，不仕不农，不工不商，为夷者半中国”的社会状况石介.中国论.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84，116-117；《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五，60页。。欧阳修的《本论》集中表达了当时儒者的呼声：“彼为佛者，弃其父子，绝其夫妇，于人之性甚戾，又有蚕食虫蠹之弊，然而民皆相率而归焉者，以佛有为善之说故也。呜呼！诚使吾民晓然知礼义之为善，则安知不相率而从哉？奈何教之谕之之不至也？” 　　欧阳修.本论下.欧阳修全集卷十七.北京：中华书局，2001，291。欧氏指出当时儒家教化的重点应放在“知礼义之善”上来。程颢曾至禅寺，见佛教礼仪“趋进揖逊之盛”，不禁感叹曰：“三代威仪尽在是也。” 　　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443。面对当时佛寺密布全国的状况，理学家群体积极从佛、道吸收思想精华，针对佛学精致的思辨体系，淘选、辨析礼学经典中的心、性、理、情等概念，弥补了儒学理论建构上的不足，从本体论和心性论的角度开始全面提升儒学的思辨品质，为儒学的复兴和礼治秩序的重建奠定了丰富的精神基础。 　　同时，士庶文人的增加，也强烈地呼唤新的价值规范和行为礼仪的出现。在唐末五代十国“礼崩乐坏”后，原来的门阀士族渐渐衰落，新兴的平民阶层通过科举而进入政治权力中心，逐渐占据并处于政治优势地位。同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悄然兴起的富裕阶层一方面可能不自觉中“僭越”，另一方面也渴望能够融入高雅的贵族阶层，让通行的礼仪规范修饰自身。王安石这样描述当时的社会现实：“贤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无道，贱者不得行礼，贵者得行无礼。” 　　罗大经.末世风俗.鹤林玉露卷三乙编.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83，165。在王安石看来，道与礼的问题应成为当时社会和学术关心的重点。就北宋礼学与现实秩序重建的联系而言，欧阳修、王安石重视礼乐制度的建设，试图通过利用《周礼》阐发新义为现实政治改革张目，无论在学术层面还是在现实政治层面都处于显性的优势地位。同时，自范仲淹开始，继之有司马光、张载、二程等都在探讨《仪礼》为基础的礼仪革新实践。只不过当时这些礼仪的建设在极少数士大夫儒生群体及其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