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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视野下中国检察制度探析 　　摘 要：我国检察制度是在现有的宪政制度下设计，并由宪法赋予其法律监督权以实现权力监督和权力限制的。但由于传统意义上的监督所固有的单向性，使得法律监督权不能够与行政权、司法权等构成一种动态的制衡机制，并且因其外置性特点，不可避免地产生由谁来监督监督者的问题。现代诉讼程序提供了一个三方主体在一定范围内的平衡制约机制，并能够使监督活动由外在监督变为内置监督，从而为我国检察制度的发展提供一种可能的进路。 　　关键词：宪政；检察制度；制衡；诉讼程序 　　中图分类号：DF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53（2012）02-0090-05 　　宪政是现代法治国家题中应有之意，是现代社会基本制度赖以建立的基础。经过漫长的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发展，宪政已经形成相对成熟的体系，同时，由于社会的发展变化和国家的固有差异呈现出具体操作上的多样性。我国从清末变法以来，经过反复摸索和实践检验，发展出了自己的宪政理论，并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基本制度，检察制度便是中国宪政理论体系下的基本制度之一。 　　目前我国学者与实务工作者对检察制度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进路，一种是从中国现有的宪政制度出发来论证检察制度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另一种是从西方的“三权分立”等宪政理论与制度出发来质疑中国检察权的属性、检察制度的必要性等。那么，在中国现有的宪政制度和西方宪政理论与制度之间有没有相通的地方呢？如何通过检察制度的设计来达到现代宪政理论所追求的价值呢？将中国现有的宪政制度作为研究的初始点固然有其合理性，但是，历史的存在本身并不能必然解释其合理性，其背后蕴藏的深层次的、符合事物规律的理论抽象或许才是我们在现有宪政理论框架下解决目前一些困境的研究基点。本文试图既立足于中国现有宪政制度，又努力从反映现代政治制度基本规律的宪政理论的角度，思考我国检察制度存在的必然性以及今后的发展进路，并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中国检察制度的产生基础 　　现代宪政理论可以归纳为宪法至上、权力限制、权利保护等几个方面，“三权分立???是体现这些宪政理念的最基本设计之一。在根本意义上讲，“三权分立”的实质不在“分立”而在“制衡”，即分权制衡的侧重点在制衡。分权是为了制衡，是达到制衡的一种有效途径，而制衡则是为了限制权力，保证权力不被滥用，这是人们目前为止所能设计出来的制约权力的最为完美的机制之一。 　　从各国的实践来看，“三权分立”作为一种理想的设计并不是丝毫不差地照搬到每一个现代宪政国家。“英国立法和行政之间分立原则体现得极为有限，甚至在形式上还带有一些议行合一的色彩。而法国职能分化的前提预设是总统的绝对权威。”\[1\]这体现出规律与规律的表现形式之间的适当差异性。中国由于自身的历史条件和现实国情，产生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保留立法权，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分别行使行政权、司法权，形成一元多层次的权力结构体系。这种以人民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威的权力分化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现代法治和宪政对“分权”的要求，似乎能够与三权分立制的设计达到异曲同工之效。但是，在我国宪政制度框架之下的这一“分权”，不是平面化的权力分立制衡机制，主要表现为享有立法权的最高权力机关至上，行政权与司法权由它派生，受它监督，二者从理论上来说没有直接的制衡关系。另外，虽然宪法要求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对人大负责并向其报告工作，但由于人大的监督是一种宏观层面的监督，目前它用以制约行政权、司法权的方法还很有限，仅限于听取工作报告，任免官员或法官等。而且人大工作的特点决定了它不可能像行政权和司法权一样长期地、不间断地行使，对于一些具体的事务，人大也不可能一一过问。在三权分立的设计下，必须要有与行政权、司法权相平等的立法权做为一极参与进来，如今没有了这一力量的牵制，两种权力之间很难产生一种动态的衡平制约，“两者的制约极可能导致两者的对立，两者的一致又极可能走向脱离人大监控的专横。”\[2\]而现代法治与宪政的基本精神之一便是对权力进行适度的分离设置和建立制约机制。分权的作用在于约束权力，而发挥约束作用的根本在于“制衡”，没有制衡，就没有动态的约束。 　　所以，从我国宪政制度的特点来看，我国需要一个具体的，与行政权、司法权相并列的权力，需要一种制度来容纳这种权力并使这种权力得以有效运行，并且需要有一个可操作的设计来制约其权力以保证其不被滥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国的宪政制度中创造性地设计了检察制度，宪法赋予检察机关以法律监督权，以此来制约行政权和司法权。 　　二、对我国检察制度法律监督定位的分析 　　粗略看来，我国基于“议行合一”而设计的检察制度似乎能够达到分散权力、制约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