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胡道静恩师交往.docVIP

我与胡道静恩师交往 　　我不知道胡道静恩师头上有多少耀眼的光环，但我知道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真正的大学问家。他晚年曾兼职为上海一些大学带研究生，最高的衔头恐怕也只是一个“硕导”。他的成名作是一部《梦溪笔谈校证》，沈括的这部薄薄笔记集《梦溪笔谈》，经他的“校证”约有80万字之巨。被英国李约瑟博士誉为“中国科学史上坐标”的《梦溪笔谈》，涉及的门类很广。要为这部书作“校证”，只有通才和具有深厚的学养才能问津。可是其时还只有15岁的少年胡道静就在啃这部艰深的“天书”了，可以说这部书陪伴了他一生。 　　除了上述社会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学问外，我知道道静师还对版本目录学、新闻学、方志学都有很深的造诣，他还是国内著名的农史专家，可惜的是他的100万字的《中国古农书总录》的手稿，在十年“文革”这场浩劫中被毁掉了。所以，我称他为一位大学问家，绝无溢美之词，而是实事求是的。 　　“梦溪”作缘 得识名师 　　少年时代，我有一个文学梦。后来进了大学的中文系，上了“文学概论”课，我泄气了，原来文学创作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就决心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明清小说。看的书是那样杂，除了读原著外，还找来不少笔记读，无意中读到了道静师的《梦溪笔谈校证》，一下子就被这部书迷住了。十年“文革”，除了雄文四卷和钦定的“读点鲁迅”以及要读五遍的《红楼梦》外，什么书都不能读，没得读。粉碎“四人帮”后，我托朋友从图书馆内部开后门借的就是那部《梦溪笔谈校证》。1979年，我从北京《读书》杂志7月号上读到道静师的《梦溪笔谈校证五十年》，简直是一阵狂喜，尽管那时我已过了“不惑”之年，然后还是十分冒失地给老人写了一封信，谈了我对这部书的喜爱和对老人仰慕，对他在“文革”中所受的灾难表示慰问，因为不知老人的地址，这封信寄到北京《读书》编辑部，请他们代转。过不多久，收到老人的回信，才知道他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工作。他当时对我的感情，可以用后来老人为我一本书所撰写的序中得到反映。他在为我所著《浙江藏书家藏书楼》的序言中，最后一段话写道：“对于渴望了解祖国文化历程的同志??来说，这将是一本有益的书，可以从一个方面、一扇窗口看到视野所及的全貌，并起到缅怀前贤、激励未来的作用，这是我愿意抱病撰写此序的一个原因。再则是，‘四人帮’刚被粉碎的那些年头，人们由于过去受折磨太甚，心有余悸，宁可谨慎，志兴同志却关怀我，关怀我的藏书和著作，是最早向我存问的好些同志中的一位。还要向他表示谢意。”后来我读到这篇序言的手稿时，才知道老人是“在病中断断续续写成的”。这年他已是73岁老人了，我暗暗责怪自己的冒失。 　　认识道静师后，我曾经向他流露拜他为师的想法，可他说什么也不答应，不是别的，他说：“你是杭州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你就是姜亮夫先生的弟子。我曾向亮夫先生学敦煌学，我们是同辈，是师兄弟。”不过，此后他给我写信，署名前不再称“弟”，而是写作“小兄”。老人长我24岁，是我的父辈，我一直尊之为师，自称私淑弟子。 　　言传身教 指导科研 　　道静师是我心仪已久的学者。粉碎“四人帮”后，因了《读书》这本刊物的作缘，我和他联系上了。1980年代至1990年代中期，我凡出差上海，必去先生家里请安问好。我们初识于他的虹口溧阳里“蜗居”，那是一间二楼的板壁房，光线也很差。道静师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西装革履，一副学者风度，而是一位极为普通的老人，个子不高，两颊瘦削，走路微瘸（“文革”中被打断了腿），短发平头，在我的记忆中永远是一件中山装的便服。如果不知道的话，很难想象他是一位大学问家，而更像一位乡间老农，或者上海商店里的老店员。但是他的额头和一双明亮的眼睛，却是充满了智慧。后来老人写信告诉我，上海市委负责同志为了支持他的科研以及《梦溪笔谈补证》的整理研究，一是改善了他的居住条件，从溧阳路迁到了四平大楼。再是将他的长子小静兄从上海郊县的中学调到上海人民出版社任编辑，等于是给他配了一名助手。对这一切，他对共产党是十分感激的。他告诉过我，上海解放前夕，地下党曾给他寄递过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使他对党有所了解。建国以后“国家进入空前稳定巩固、繁荣兴旺的年代”，他受到激励，1955年就完成了两卷本的80万字的《梦溪笔谈校证》。“文革”十年坐了九年多牢，更要命的包括《梦溪笔谈补证》40万字手稿及别的手稿都毁于一旦，他要从头将这些著作补起来，这要多大的毅力！而这时他已是一位年过古稀的老翁！ 　　我和道静师初次见面时，老人家曾问我在做些什么研究工作，我答说不上研究，只是一直欢喜读书，现时在为一家报纸写有关藏书家、藏书楼的连载文章。他听了十分高兴，说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并鼓励我应该写成一部专著。后来在他的四平大楼寓所的“海隅文库”里就这话题谈了多次。在我的印象里，老人家并不十分擅长言辞，我们的多次交谈中，有时甚至会冷场，可是当话题一涉及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