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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老年监护制度立法思考 　　摘要：我国迈入老龄社会，老龄化社会的背景下亟须对老年人权益进行保护，监护制度是其中关键一环，但是我国监护制度本身存在严重不足，不能满足保护老年人的需要。本文试图从老年监护制度理念还有国内外立法状况入手分析研究，以求更好解决该问题。 　　关键词：监护；老年人；老年监护；老龄社会 　　中图分类号：D9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5-0112-02 　　 　　一、我国老年监护的立法立足点考量 　　迈入21世纪以来，我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按照联合国的最新标准，若一个地区65岁老人占总人口的7%，即该地区视为进入老龄化社会。根据1999年到2010年我国国家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数据显示，我国国内60岁以上人口已经达到1.78亿，65岁以上的老人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而且我国老龄化无论是增长速度还是比重上都超过了世界老龄化速度。 　　在老龄化问题当中，老年人的权益保护是重中之重。老年人因年迈而导致行为能力减弱、缺失而无法处理自己的事务带来了潜在的法律隐患，而同时随着老年人口群体规模不断增加，可以预见的是因此引发的纠纷也会不断增加。我国老龄化社会现状直接决定了老龄监护立法迫在眉睫。 　　老年监护问题的范畴，不仅涉及覆盖个人家庭范围，还涉及社会国家全体。老龄监护不仅仅是对民事主体能力制度上的补全，也是对民事权益上的调整，更是对社会整体利益上的综合平衡。关于这点，可以从我国目前的老年看护中窥见一二。我国老年人的看护来自于社会养老和家庭养老。具体来说，社会养老由社区养老机构、公办和私立养老院三种来源组成。家庭养老则是由老年人其子女等家庭成员完成赡养义务。由于无论是我国的养老机构还是养老院，都不具备相应的体制和规模能够承担起日益增长的养老需求，于是社会养老的重担就转移到了个人和家庭之上。家庭养老的模式之下，家暴、虐待遗弃还有诈骗老人的案件屡见不鲜。老年人的权益在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不仅无法保护，甚至无法主张。老年监护的立法，应当确保的首先是老年人自身的权益不受侵害，其次还应当确保个人、家庭、社会公平的分担养老责任。因此，老年监护立法，应当立足于从主体上对社会资源上的重新整合配置进行进一步的立法维护。 　　二、国内外的老年监护制对比分析 　　我国传统以来在家族家庭当中起到统领地位的是宗法思想，其所强调的是长幼有序，尊卑有别，家长在家庭中享有绝对的话语权，家庭成员统统附属于家长。因此家庭相关概念中不存在监护一说。直至1986年《民法通则》颁布，我国的监护制度体系才在真正意义上建立起来。 　　我国《民法通则》当中对民事能力的界定划分较为传统：以18周岁作为一般界线，年满18周岁者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18周岁以下者又再在10周岁到18周岁的区间内认定符合者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10周岁以下者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另外《民法通则》还对精神疾病方面的民事行为能力和其监护作出了相应的规定。成年精神病人在被法院宣告后，成为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由监护人为其权益进行民事行为，受到监护制度的保护。 　　纵观《民法通则》全文，结合其立法本旨来看，并没有把老年人作为需要特别的对象加以看待。这种做法无疑忽视了事实上老年人的行为能力弱化现实。老年人的行为能力欠缺并不能能使老年人群体迈入《民法通则》中的监护保护的大门。监护制度本身实际上应当能够发挥积极作用，解决意思能力减弱或者缺失情形下的法律问题。我国《民法通则》在成年人监护范畴内，只承认精神病患这唯一一种类型。也就是说我国受监护制度保护的成年人，仅包括精神病人。 　　我国对老年人权益保护的相关立法除《民法通则》以外，还有《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和《继承法》。就这两部法律来看，里面的内容虽然是直接涉及老年人权益保护，但是并没有对老年监护拟定相应的具体可操作具有指导意义的措施。比如《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老年人养老主要依靠家庭”。实际上由于独生子女政策的大力推行，目前中国家庭尤其是城市家庭，已经进入“4-2-1”倒金字塔式结构。这种结构之下，家庭养老的实现具有相当难度。而且，空巢老人随着国内的就业人口迁移也日益增多，子女通常不在年迈的父母身侧。当老人出现重大疾病急丧失意识需家属签署同意书时，往往会出现无人授权的现象。谁能替老人作出决定？此问无解。老年人权益难以得到彻底全面的维护和保障。 　　总而言之，老年人因为其生理心理衰退而造成潜在的问题，并没有为现行的立法所觉察和预防。 　　反观近年国外对老年监护制度纷纷进行了立法改革。他国的老年监护制度往往包含在成年监护制度里，主要立法立足点在于维护尊重人权，维护被保护人的自治地位。在此笔者针对德日两国具体立法做一简单介绍与比照： 　　1986年，德国联邦政府决定修改成年监护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