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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幸福广东文化路径 　　【摘要】从关注经济收入到非财富因素对人们感知幸福的影响，幸福理论的发展脉络告诉我们，经济发展需要文化自觉的方向指导，这也决定了“建设幸福”具有独特的文化路径要求。广东省率先实施幸福建设，更要注重从文化层面来理解经济遇到的瓶颈问题，实施文化自觉的发展路径，最终建立符合群众实际幸福和期望幸福双重需求的幸福体系。 　　【关键词】幸福理论经济发展文化自觉文化路径幸福广东 　　【中图分类号】G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623（2012）05-0097-04 　　幸福理论最早起源于古希腊，在历史的进程中产生了以苏格拉底、犬儒学派、柏拉图等为代表的理念幸福论，他们把由理性指导的精神需要的满足当作最高的幸福，主张摒弃一切情欲；以英国的边沁、法国的爱尔维修、德国的费尔巴哈为代表的享乐幸福论，主张肉体的快乐、物质需要的满足高于一切；梭伦、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则强调物质幸福和精神幸福的统一，产生了自然主义的幸福论；视幸福为上帝恩赐的基督教神学大师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提出了宗教幸福论；突出劳动在创造幸福中的重要作用，康帕内拉、卢梭、费希特创设了劳动幸福论；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幸福是指主体通过创造性劳动，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由于感受到和意识到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和目标而引起的精神上的满足，于是马克思主义幸福论的产生，将幸福理论发展到了更高的科学层面。 　　一、由经济收入到非财富因素：幸福理论的发展路径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善的事物有三类，一是外在诸善，如财富、尊荣等；二是灵魂诸善，这就是诸多德性；三是身体诸善，如健康等。这j者都是幸福所需要的，其中又以个体的感觉体验为主，于是主观幸福感成为幸福理论研究的主题。而幸福感是人们对自身生活满意程度的体验，是人们依据某些基准对自身生活质量进行评估的结果，具有个体性和主观性特征，因居民在地域、年龄、性别、习俗、受教育程度、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而在评价标尺上通常存在明显差别，也因此，在经济理论中， 　　“工资一闲暇”替代关系，意??着不同处境下的人们对收入和闲暇的价值评估是截然不同的。在微观层面，国外一些调查研究表明，生活在富裕经济体中的人通常比生活在贫困经济体中的人更为幸福。这是在情理之中的，因为良好的经济状况意味着可以享受良好的服务、教育和医疗等。由于财政资源确实与福利有关，人们会预期经济收入与幸福感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有研究者对多个国家的平均幸福水平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分析显示，二者之间的相关程度的确很高。然而，在横断分析中，经济状况与幸福度的相关却因国家或样本不同而有所不同。目前已有研究发现，在富有的发达国家，比如美国、澳大利亚和西欧国家，其经济状况与国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相当微弱，而在贫穷和欠发达国家，经济状况与国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却比较强。也就是说，经济收入在人们比较贫穷时对幸福感有较大影响，而一旦人们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后，经济状况对幸福感的影响就较小了。 　　在宏观层面，相关研究显示，在人均GDP较低的阶段，GDP的增长使幸福曲线的上升坡度很陡，而到了人均3000至5000美元的水平之后，GDP进一步增长并不能带来同比例幸福感的增长。来自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和美国人口统计局的数据表明，从1946年到1991年，美国的人均收入从11000美元增加到27000美元，国民平均幸福水平反而略降。澳大利亚华人经济学家黄有光考察后发国家的情况后指出，一个国家收入水平还很低的时候，收入与人民幸福程度密不可分，但当达到一定水平，这种相关性就会消失。 　　幸福指数则是衡量幸福感感受具体程度的主观指标数值。而最早提出幸福指数概念的是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主萨谬尔森，他认为幸福=效用/欲望。美国宾州大学马丁·塞利曼则创建积极心理学，设计了幸福方程式，总幸福指数=先天的遗传素质+后天的环境+你能主动控制的心理力量。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卡内和经济学家教授艾伦·克鲁格也致力提出建立“国民幸福指数”。卡内曼是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他的研究把对幸福学的研究推向了高潮。近年来，发达国家都开始了进行国民幸福指数研究，进而创设了不同模式的国民幸福指数。美国的世界价值研究机构称之“幸福指数”，英国称之“国民发展指数”（MDP），日本称之“国民生活快乐指数”（GNC）。 　　我国对幸福学的相关研究明显要落后于西方，从总体来看，当前的学术研究多数还停留在对幸福、幸福感以及幸福指数本身的理论探讨层面，在实践方面的探索正处在起步阶段。但国内的数据也显示出收入与幸福感逐渐背离的趋势，1979年至2005年GDP的平均年增速为9.6%，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6.0%和7.0%；但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