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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儒家人际关系论致思倾向及其现代解读 　　摘 要：早期儒家人际关系论具有特定的致思倾向。它以致和谐而存不同为目标，以讲名分而求对等为原则，以正自我而推己及人人为方法，以人的积极真情为基础，形成了具有一定内在逻辑和思想内涵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及其致思倾向，不仅反映了中国先哲们处理人际关系问题的高超艺术，而且暗合了现代哲学重视“交往关系”的发展趋势。其思想内容可以弥补现代社会人际关系问题的不足，为当今时代建立和谐社会秩序、构建良好人际关系提供智慧和启迪。 　　关键词：早期儒家；人际关系；致思倾向；现代解读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2）06-0092-06 　　儒学自创立之日起，就着意探讨人际差别及其和谐相处的问题，对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给予了高度重视。这在早期儒家那里已表现得十分明显。早期儒家对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各种人际关系进行了细致的观察与深入的思考，为处理这些人际关系制定了规范，提出了准则，形成了系统的人际关系论。这一人际关系论，体现了早期儒家在处理社会关系方面的致思倾向，并深刻影响了数千年来中国人的交往行为和性格特点，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的理论依据和思想基础。诠释早期儒家的人际关系论，解读其致思倾向和理论特质，对今天构建良好人际关系与和谐社会秩序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人际关系的目标：致和谐而存不同 　　中国文化素有 “贵和”传统，这在早期儒家的人际关系论中得到很好的贯彻。早期儒家所追求的理想人际关系与社会状态就是和谐。他们倡导人与人之间“和而不同”，主张在差别中和谐相处。 　　1.“和”是“天下之达道”，和谐的人际关系是做好一切事情的基础 　　早期儒家十分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相处，把“和”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根本目标。他们将“和”提升为一个本体论范畴，认为“和”是天地运行的基本法则，是天下古今普遍有效的通达之道；天地万物皆通过诸多要素的和合建构而生成顺达，皆以“和”为自己生发长养的依据，因而“和故百物皆化”。[1]人际关系的和谐相处，正是这种天地之道在人事上的贯彻和体现，它能够凝聚力量、成就伟业，是人事兴旺、社会太平的前提。正是鉴于和谐人际关系在整个社会运行与人事成就中的重要作用，孟子才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2]荀子也说“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 [3]在他们看来，只有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相处，才能成就儒家理想的太平盛世和圣人人格。为此，早期儒家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构建了一整套系统的礼乐制度，重塑了三代以来的礼乐文明。他们将传统的礼乐文化诠释为一种在差别中寻求和谐的文化体系，认为“礼之用，和为贵”， [4] “乐以发和”， [5]礼乐制度成为调节各种人际关系、实现人际和谐的重要保障。这样一来，追求和谐人际关系便成为整个礼乐文化的目的所在，也成为早期儒家人际关系论的核心内容。 　　2.“和”并非求同，“和而不同”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 　　早期儒家人际关系论所说的“和”，既不是随波逐流的乡愿，也不是刻意求同，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它所强调的人际和谐是一种井然有序、“和而不同”的社会秩序。社会秩序的形成必然要求不同人员各司其职，这就需要每个人都彰显自己的个性，发挥自己的特长。由此，早期儒家的人际关系论，便内在地包含了保持差别、承认个性的重要内容；他们为实现和谐人际关系而构建的礼乐制度，也相应地成为一种亲疏有别、尊卑有等的维持社会差别的社会制度。正所谓 “亲亲、尊尊、长长、男女之有别，人道之大者也。”[1]（406）强调差别，是早期儒家人际关系论区别于其他学派思想的一大特点。 　　早期儒家对人际差别的论述是较为全面的，其具体内容有男女、长幼、亲疏、贵贱、贫富、贤不能、智愚、社会分工等多个方面。这既包含了人的自然差别，也包含了人的社会差别；既体现了人的等级的不同，也体现了社会分工的差异。例如，孟子便将工作分为“大人之事”与“小人之事”，进而将人做了“劳心者”与“劳力者”之分；“大人”或“劳心者”的职责是治理社会，“小人”或“劳力者”则从事物质生产。他认为，离开了人的这种差别和分工，社会就会大乱。荀子也认为，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存在，就是因为人有差异和分工；正是这种差异和分工使得人的“贵贱之等、长幼之差、智愚贤不能之分”皆“载其事而得其宜”， [3]（45）从而保持了社会的和谐秩序。这样一来，早期儒家的人际关系论便不仅承认了人与人之间的个体差别，而且认为这种差别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是人类社会存在的不可或缺的条件，是构建和谐人际关系的重要内容。 　　二、人际关系的原则：讲名分而求对等 　　为了能够在差别中构建和谐人际关系，早期儒家提出了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的两个基本原则，即名分与对等。 　　1.讲名分 　　名分是一个人的地位、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