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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污染后的自我救赎 台场海滨公园里的水非常干净 东京的蓝天白云 东京都环境局曾在东京塔上收集煤烟数据。 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名古屋大学兼职教授一之濑俊明 前日本研究开发局局长、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所长、科学审议官冲村宪树 便利店门前的分类垃圾桶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今年的主题是“塑战速决”，呼吁世界齐心协力对抗一次性塑料污染问题。 　　塑料污染，首当其冲受害的是海洋资源。你可能不会想到，以环保著称的日本，也曾经不止一次遭遇环保危机。仅仅四五十年前，东京湾就曾经因为海水污染渔获大减，连东京本地人也未必时时能轻易吃上新鲜海鱼。 　　曾经的污染，主要来自于东京湾区最重要的经济引擎——京滨临海工业区的“无序发展”。幸而，经过数十年的共同治理，东京湾区已经成为世界上环境质量最高的地区之一。这里面有什么秘诀呢？ 　　水——限制从工厂、指定工场的排水 　　空气——拒绝柴油车，生产更低排放汽车 　　固体垃圾——循环利用，无害处理后填海 　　曾经：?经济腾飞带来巨大污染 　　工业污染：家具要贴膜保洁 　　冲村宪树今年已经78岁，曾长期任职于日本文部科学省，曾任日本研究开发局局长、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所长、科学审议官等职，几乎见证了整个“先污染后治理”的历程。用冲村宪树的话说，东京作为东京湾区的经济中心区域，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经历了一段“无秩序的发展”。 　　“无秩序的发展”带来经济腾飞之余，也带来了巨大的环境污染。围绕东京湾建成的“京滨临海工业基地”和“京叶临海工业基地”，更是成为经济复兴的象征。特别是前者，新型石化产业基地开始投入使用。加上原有的食品、钢铁、电机产业，京浜临海工业基地开足马力，工厂烟囱源源不断地向外排放着有害气体。东京都环境局提供的历史资料显示，20世纪50年代初期，工业基地周边的民居门前屋后满是烟尘，居民甚至需要给家具和食物包上严严实实的保护膜，才能保持起码的清洁。 　　根据日本国土交通省关东地方整备局在《东京湾环境恢复与建设规划》中的分析，东京湾周边的环境公害从1955年就开始急剧增加，1965年前后达到高峰。 　　按照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名古屋大学兼职教授一之濑俊明的说法，海水公害在20世纪60到70年代最为严重。而《东京湾环境恢复与建设规划》提到的数据也印证了一之濑俊明的说法。根据东京湾中心区域沉积物表层的重金属的垂直分布，可以明显地发现，1950年前后该区域的重金属污染急速增加，1970年达到高峰。多环芳烃（PAH）的污染从1940年前后开始，也是在1970年达到高峰，之后缓慢减少。 　　环境受损：东京附近河川鱼没了 　　位于东京银座附近的筑地市场是目前亚洲最大的海鲜市场之一，海鲜批发商在这里忙碌地将成箱成箱的海鲜运往日本乃至全世界各地，而游客们也十分乐于到这里大快朵颐。筑地市场繁荣的基础就在于东京湾区的水质，能培育出新鲜洁净的鱼贝海鲜。据说，明治天皇从京都迁都江户（即如今的东京），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地处内陆的京都不像东京一样能吃到最新鲜打捞上来的海鲜以及闻名遐迩的“江户前寿司”。 　　明治天皇的这则“轶事”当然很可能只是野史趣谈，但筑地乃至东京的海鲜盛况并非向来就有。至少，在20世纪60到70年代，东京湾区的人们就没有这样的运气。“东京附近的河川曾经鱼都没有了。”冲村宪树回忆说。甚至直到2003年5月,都还曾经发生横滨港发生大量生物死亡事件,这次事件与以往的贫氧水团上升造成的死亡有所不同,推测是纤毛虫赤潮引起的连锁反应,产生贫氧水团和硫化氢而导致的。 　　《东京湾环境恢复与建设规划》的数据显示，从每5年总渔获量的变化趋势来看，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产量最高，1960年达到最高峰的约140000吨，之后渔获量便持续减少。截至20世纪70年代前期，每5年就会减少20%~25%之多。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前期，夏季贫氧水团大范围可见，也是渔获减少速度最显著的时段。虽然之后缓慢回升，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前期，渔获总产量仍然只有50年代的1/6左右而已。 　　一之濑俊明认为，潮间带是东京湾海水污染和治理的关键地带，具有较高的生产力和生物多样性,也是重要的生物育幼场。当水质恶化,出现贫氧水团,或者发生赤潮时，就会造成大量生物死亡或者迁移。 　　补救：多部门全方位合力治理 　　政府：多部门机构形成合力 　　如此短时间内实现环境逆转，并非仅靠某个政府部门的努力来完成，也不是单纯的行政手段就可以做到的，而是依靠整个东京湾区内的市民、渔民、社会组织、学者等多方面的联合协作。 　　东京湾是一个封闭性海域，由都、县等多个行政区连接而成，因此湾区内的都、县地方政府之间需要协调的事项相当多，这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颇为相似。东京湾区的做法是成立统一的协调机构：东京湾海洋再生推进协议机构。这个机构的组成包括内阁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