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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源流》文体学著作的特点探析 高步瀛的《文章源流》是一部效仿《文心雕龙》而作的文体学着作。此书不仅吸收了自挚虞、刘勰、吴讷、徐师曾、姚鼐、曾国藩等以来的文体学观念，而且在此基础上又有新变。下面由学术堂为大家整理出一篇题目为“《文章源流》文体学着作的特点探析”的文体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原标题：《文章源流》与清末民国时期的文体学研究 　　 　　摘要：高步瀛的《文章源流》是一部效仿《文心雕龙》而作的文体学着作。此书不仅吸收了自挚虞、刘勰、吴讷、徐师曾、姚鼐、曾国藩等以来的文体学观念，而且在此基础上又有新变。将曾氏三门十一类的文体类别，变更为“论议门”“记载门”“词章门”涵盖下的十六类文体。其中，传注类文体的独立，显示出独到的文体视角。在具体的文体阐释中，融合了传统的“序题”“序目”形式，构建出新的解说方式。体例上，注疏、考证与批评兼备的着述方式亦具有鲜明的特色。在清末民国新的时代与学术思潮下，此书对古文文体的研究极具意义与价值。 　　 　　关键词：高步瀛；《文章源流》； 文体分类； 传注体； 文体阐释 　　 　　目前学界对高步瀛的相关研究仍停留在对其身世、交游、着述的考辨上，聚焦于其所着《文选李注义疏》《古文辞类纂笺证》之上，而对《文章源流》这部异常重要的文体学论着缺乏足够的关注。在高氏的传记、事略、评传、年谱等研究中，此书或未被提及，或一带而过，只有零星的论述散见于关于民国讲义或者文学史研究的相关论文之中。 　　 　　《文章源流》是高步瀛讲学北平师范大学、莲池书院期间的讲义。据程金造《高步瀛传略及传略后记》记载：“先生论文，无骈、散，应先辨体。韩退之直追迁、固，而文体多所破。述文章流变 体 制 正 讹，为 文 章 流 别 新 论 上 下 两卷。”董璠《高步瀛先生（1873-1940） 事略》亦载“《文章流别新论》二卷”。程文作于高氏逝世后第二年，董文亦载于当时报刊，二人所言《文章流别新论》应是此书本名，后来研究者所说《文章源流》或为高氏于莲池书院讲学期间所改定后的版本（1928年以后）。与《文选李注义疏》及《古文辞类纂笺证》一样，本书在体例上表现出鲜明的特色，“贯串古今，穷原竟委。其注解在形式上虽附于某篇某句之下，实则是独立的一首考证文字”。 　　 　　本文拟就这部久被忽视的文体学专着加以分析，对其编写体例、文体论特色、影响以及局限性进行研究，以进一步观察清末民国时期学术界的文章与文体学观念。 　　 　　一、《文章源流》文体分类学上的创新 　　 　　总集以及选本作为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文学观念的载体，具有重要的价值。继《文选》以来，后代综合性的文章总集及大部分选本，延续了“以体叙次”编选体例，《文选》分文体为赋、诗、骚、七、诏、册、令三十九种。《唐文粹》只选古体，分“古赋、乐章、歌诗、赞颂、碑铭、文论、箴表传录、述序”，《宋文鉴》录北宋一代诗文，分为六十一体。宋人真德秀《文章正宗》概括为辞命、议论、叙事、诗赋四大类，启发后代“以类编次”的思路。清人储欣《唐宋八大家类选》将八大家古文分为六类三十体； 姚鼐《古文辞类纂》分为十三类； 曾国藩分为三门十一类：“着述门”（ 三类）、告语门（ 四类）、记载门（ 四类）。可以看出，古代文体分类学的“分类与归类”特征。 　　 　　高氏批评《文选》中“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者也”,《文苑英华》“各类之中分目甚繁”,《唐文粹》《宋文鉴》“失于烦琐”,《文章正宗》“有纲无目，又失之广莫”,储欣《八大家类选》”纲目悉张……但限于唐宋八家”,《古文辞类纂》“有目无纲”,《经史百家杂钞》标列门类“若网在纲，有条不紊……然着述、告语范围太廓，分界为难； 而以词赋入着述门，尤多龃龉； 其记载门增入叙记、典志二类，则曾氏之卓识，超越前人矣”。其论述源流、利病堪称明辩中肯。在斟酌诸家之后，高氏提出将文体析为十六类，以“论理”“记载”“词章”三门总括： 　　 　　论议门（ 七类） : 论辨类、传注类、序跋类、赠序类、诏令类、奏议类、书说类。 　　 　　记载门（ 四类） : 传状类、碑志类、叙记类、典志类。 　　 　　词章门（ 五类） : 词赋类、箴铭类、颂赞类、哀祭类、诗词类。 　　 　　其文体分类明显地以文体内在的体性来划分。如论议门中包括“论辩类”“传注类”“序跋类”“赠序类”“诏令类”“奏议类”“书说类”,涵盖了曾氏列为“告语门”中的诏令、奏议、书牍，“着述门”中的序跋； 替换了曾氏“着述”“告语”之间的混合模糊地带，文类显得更为清晰明确。与储欣将奏疏、序记、论着各自为类相比，亦更具概括力。记载门延续曾国藩的思想，增加“叙记”“典志”,可见高步瀛对文章经世作用的重视。又，词章门的单独归类，既是对储欣分类法的继承，也可见其对文学性质的准确体认。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此书尚未全部完书，其词章门中虽有“诗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