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和珠江三角洲的rk融合.docVIP

香港与珠江三角洲的经济融合量化利益及成本 宋恩荣 摘　要 自中国在一九七九年对外开放以来，香港透过外发加工，由一个低增值的制造中心，转变成为珠江三角洲(珠三角) 的高增值服务枢纽。透过外发加工，香港的资源由低增值用途重新调配作高增值用途。香港与珠三角融合，除达到资源重新调配的效果外，也可带动技术转变和创新，从而对长远的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因外发加工而产生的资源调配效果，大致可以量化为香港与珠三角相关的出口货物及服务输出所衍生的收入和就业机会，内文将会详加分析。至于经济增长效应，则较难量化，因此会采用定质分析。 概念问题 要全面而准确地评估香港与珠三角融合的利益和成本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历史不能诉诸实验∶我们无法确切知道，假如中国没有在一九七九年对外开放，香港的发展会怎样。 然而，我们却可凭经验推测如中国不对外开放，香港会有何发展。由于在七十年代，香港已是亚洲“四小龙”之中，经营成本最高昂的地区，因此，香港劳力密集的制造业，必会逐步被淘汰。香港屈指可数的大厂商多会迁移至东南亚，而绝大部分小厂商则会因为无能力开拓国际化业务而宣告破产。不过，乘内地对外开放之便，香港的小厂商得以在珠三角建立“世界工厂”，为香港的支援配套服务带来庞大机遇。 厂商把业务转移至东南亚，并非如转移至珠三角一般，可为香港创造大量服务业职位。因为服务需求往往受区域因素限制，且价格弹性不大，是以香港较难向其他区域出口服务。在“四小龙”当中，香港的教育水平偏低，又是最迟发展科技的，没有先行者的优势，因此难以发展高科技制造业。如中国不对外开放，香港最终会流失大部分劳力密集的制造业务，而又难以从服务业或高科技产业显著得益。 外发加工 本研究指出，香港的外发加工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由一九七九年至一九九六年，主要涉及制造业的外判；至于第二阶段，则由一九九六年开始至今，除制造业之外，还涉及各种服务的外判。 在第一阶段，由于内地的服务业发展仍然非常落后，香港作为中国的服务中枢，暂时享有垄断地位。直到邓小平于一九九二年南巡后，中国才逐渐放宽对外商投资服务业市场的限制，至一九九六年左右，内地的服务提供者(例如盐田港)才明显加入竞争行列。在第二阶段，由香港享有的暂时垄断迅速被打破。 在第一阶段，港商的投资在珠三角建立庞大的工业基地，由于香港是国内享有垄断地位的服务中枢，珠三角高度依靠香港提供的服务，因此为本港的第三产业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尽管当时制造业因工序外判以致职位严重流失，但本港的失业率仍然维持在低水平。 在第二阶段，由于较不受选址限制的工序已于第一阶段迁移，故外发加工造成的职位流失情况略为放缓。然而，由于外围宏观经济环境欠佳，而香港亦已失去作为服务中枢的暂时垄断地位，因此第三产业创造就业机会的步伐远不及第一阶段快速。融合的过程不再如先前般顺利，而失业率亦见上升。 尽管如此，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即使没有珠三角，香港的低档后勤服务亦会转移至别处。例如，香港某些银行已把其软件支援、数据处理及会计工作转移至印度、东南亚或澳洲。至于无法远迁的服务，珠三角的“邻里”效应可能发挥显著作用，最佳例子或许是香港市民在深圳的消费。不过，这“邻里”效应看来不算太大：自二零零零年以来，香港市民在深圳的消费开支已见下降，而且只占香港二零零二年本地生产总值的0.46%或香港私人消费开支的0.82%。从下文可见，若不是透过与珠三角融合而创造大量就业机会，香港的失业率肯定远比现时为高。 内地迅速发展的挑战 随着内地迅速发展，香港势必失去其暂时的垄断地位。假使香港对内地的开放措施采取孤立主义策略，深圳的港口当会借助其他投资者而非香港投资人士的力量建设。香港不但会丧失其暂时的垄断地位，同时更会坐失良机，无法从珠三角的迅速增长中受惠。内地的迅速发展创造大量商机，可供所有人分享。面对内地迅速发展的挑战，香港唯一可行的策略是提升技术及服务质素，并促进与珠三角融合，以分享其增长之成果。通过此策略，香港可找到众多高增值活动替代被淘汰的活动。 近来香港虽然找到一些高增值活动，其规模郄不足够维持繁荣及充分就业。香港近年找到的新商机多数与珠三角有关。从一九九五至二零零二年，香港总出口每年的平均增长率只有1.8%，可是香港与珠三角相关的出口(包括输往珠三角的港产出口、向珠三角输出的服务、转口往珠三角的货物、产地来源为珠三角的转口货物，及通过商贸服务输往其他市场的珠三角货品)，每年平均增长率郄有7.3%。从一九九五至二零零二年，如果与珠三角相关的出口没有增长，香港总出口在这七年间将不会有13%的增长，而会下跌达7%。为了从内地的迅速增长获得更多商机，香港应该加强与珠三角融合，并在提升技术及服务质素方面加倍努力。 与内地的货物及服务贸易 港商在内地／珠三角的投资，形成了庞大的贸易货流。香港对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