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与《诗言志辨》(上).doc

朱自清与《诗言志辨》(上) 朱自清是著名的作家、诗人，也是著名的学者。如果说《背影》、《荷塘月色》是他创作的最负盛名的文学作品，那么，与两篇佳作名声相当的他的学术著作自然非《诗言志辨》莫属。前者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后者则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作为学者的朱自清是与《诗言志辨》一书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朱自清(1898～1948)，原名自华，字佩弦，号秋实。祖籍浙江绍兴，出生于江苏东海，随祖父定居扬州。他在北京大学读的是哲学，而内心十分喜爱文学，后来他转而以文学为自己毕生的事业，一边创作，一边研究。他长期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讲授的科目也是中国文学。朱自清个性冷静、理智，他不苟同，也不轻易立异，作文如其为人，所撰学术论文尤其如此，他对问题每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提出见解，撰文条分缕析，辩论仔细深入，往往能照幽烛微，这些特点都带着他早年接受哲学训练的清晰痕迹。朱自清一直关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状况，他以欣喜的心情对该领域研究取得每一次大的进步都加以热情、善意地鼓吹和鼓励，曾撰写《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诗文评的发展》二文，后面一篇是合评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和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这两篇书评不仅扩大了三种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在当时的影响，而且对促进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反思和建设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他写这两篇书评有亲切的体会，是因为他本人对中国文学批评史有思考，有研究，有心得和真知，是专家谈他自己的本行，所以，处处显得游刃有余。 　　文学批评史是一门从外国舶来的学问，与文学史同根而生。在当时，有人对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抱有成见。“以为无创作才的才去做批评工作，批评只是第二流货色”，他们当然也不愿意去研究它(见《诗言志辨?序》)。这是对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重要性缺乏认识的表现，为朱自清所不取。他关于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谈过两条重要的意见。第一条意见是关于我们何以需要中国文学批评史，它的重要性何在，他说： 　　也许因为我们正在开始一个新的批评时代，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要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就得认识传统里的种种价值，以及种种评价的标准；……再说我们对现代中国文学所用的评价标准，起初虽然是普遍的――其实是借用西方的――后来就渐渐参用本国的传统的。……文学批评史不止可以阐明过去，并且可以阐明现在，指引将来的路；这也增高了它的趣味和地位。还有，所谓文学遗产问题，解决起来，不但用得着文学史，也用得着文学批评史。(《诗文评的发展》，《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这说明，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符合当时重估文学价值、重建批评标准的需要，是从单纯“借用”西方的文学标准转到“参用”中国固有的文学思想传统的变化过程中必然提出的一种要求，因此，它并不是以纯粹研究古人为目的，而是在阐明过去的同时，也担负着阐明现在、指引将来的任务。一句话，朱自清认为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今人“用得着”的一门学问。 　　第二条意见是关于我们应当如何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他说：现在我们固然愿意有些人去试写中国文学批评史，但更愿意有许多人分头来搜集材料，寻出各个批评的意念如何发生，如何演变――寻出它们的史迹。这个得认真的仔细的考辨，一个字不放松，像汉学家考辨经史于书。这是从小处下手。希望努力的结果可以阐明批评的价值，化除一般人的成见，并坚强它那新获得的地位。(《诗言志辨?序》) 　　早期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大致有两种做法：一是编撰通史式的专著，如陈钟凡、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等所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一类著作；二是寻出一些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概念，对它们的本义和流变进行辨析和梳理，朱自清希望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建立一个新的系统来”(《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下册)，因此既需要通史式的批评史研究，又需要对“批评的意念”作专题探析，二者都是为建立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的系统”所需要。所谓文学批评“意念”，用今天的话来讲，实际上就是文学批评史上重要的观念、概念、术语、范畴，或者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关键词”。当时，除了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研究已经取得优异成绩、产生影响之外，学者对文学批评史上的“意念”也在不断探索研究之中，取得了成绩。郭绍虞在这方面的耕耘尤为勤悫，撰写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神”“气”说》(载于1927年《小说月报》十九卷一期)、《文学观念与其含义之变迁》(载于1927年《东方》二十五卷一期)、《文气的辨析》(载于1928年《小说月报》二十卷一期)等文章。不过，相对于通史式的研究，后者尚未成为普遍的风气，影响也还不显。有鉴于这种情况，朱自清提出了应当加强对文学批评“意念”研究的衷心期待。他说，如“诗言志”、“思无邪”、“辞，达而已矣”、“修辞立其诚”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