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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交响之中的真挚感情 ——霍存慧先生《1976—难忘的岁月》交响曲的分析 霍存慧先生不仅是我国的优秀的音乐教育家，而且也是一位在音乐创作、特别是器乐创作领域内有重大成就的作曲家。从事音乐教育与创作半个多世纪，五十五年以来，特别是在粉碎“四人帮”改革开放之后，创作了大量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作品。曾在全国、全省的创作汇集与比赛中多次获奖，并且在与国外同行的多次交流中受到高度赞誉与重视。纵观霍先生的所有作品，其中交响曲《1976—难忘的岁月》应该是规模最大，运用音乐的表现手段最复杂，所反应与表现的内容最深刻，因而也是他的器乐创作中艺术价值和成就最高，并受到最广泛的赞誉的作品。因此，对这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细致的分析研究，对了解霍先生器乐创作的艺术特色是十分必要的。成功的创作经验，与一代宗师风范也非常值得我们后人学习与继承。 《1976—难忘的岁月》凡是经历了那个岁月的人们都会立刻感受到这一题材的沉重分量和深刻内涵。作曲家以真挚的感情，平易近人的音乐语汇，富于特点的结构形式，把《1976》这个决定中国命运的转折时刻神奇的表现出来。作品从悲壮的情绪开始，经过一系列的矛盾冲突的发展，最后达到欢庆胜利并充满希望的热烈情感，这正是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与鲜明的民族特色完美结合的结果。然而，这样一部反应历史重大题材的交响曲虽然产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修改于九十年代初，却并没有受到新潮音乐的影响，而是建立在深厚的传统功底和民间音乐的深厚积累，并经过《提灯游行》《蹦蹦第一、二组曲》等成功的创作之后，无论是技术手法和艺术境界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状态下创作完成的。因此称这部交响曲是霍先生毕生创作的顶峰，是东北及至全国交响乐创作中涌现出的少有的、可贵的精品是不为过的。 一、赋予特点的三乐章组合 提到交响曲，一般的概念大都是四个乐章的布局，第一乐章为典型的奏鸣曲快板乐章，通常是套曲中最为重要的乐章；第二乐章通常表现人类情感的抒情性方面；第三乐章属于生活风俗性质的乐章，贝多芬谐谑曲代替小步舞曲；第四乐章通常称终曲乐章，音乐的情绪热烈而欢快，常对整个套曲作结论性的肯定性的概括。而三乐章的交响曲为数则少的多，如著名的弗朗克的《d小调交响曲》、拉赫玛尼诺夫《第三交响曲》、斯克里亚宾《第三交响曲》等。 霍先生的《1976交响曲》同样采用了少数的三乐章套曲组合，不过其结构方式更为独特，首先对照典型交响曲的布局来看，其第一乐章不是通常的快板乐章体裁，而是一个徐缓的慢板乐章，它的功能即起到庞大的前奏作用，但更主要的还是从《1976》这一特定历史事件的内容出发，以毛主席等老一代革命家先后逝世后，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作曲家本人的沉痛心情，作为交响曲的开始。该乐章并不存在激烈的戏剧性冲突，而其矛盾的发展与交响性则体现在各个乐章之间，而不是乐章的内部。这样，缓慢的第一乐章似乎省略通常的第一乐章，而直接从第二乐章缓慢的体裁形式开始。这样的组成不仅少见，而且独特别致，为此我们不得不认为这样开始的布局，已偏离了欧洲传统的奏鸣交响套曲的组合形式，从而更加倾向于我国民族器乐中经常采用的散、慢、中、快的布局逻辑，第一乐章正是这一布局的散与慢部分的体现。 交响曲的第二乐章，其内容来看不难理解，它以鲜明的音乐形象提供出“四人帮”的横行，中国人民与国家陷入一场灾难与浩劫之中的影像。其体裁运用则与传统的谐谑曲靠近，力度的强烈变化，不协和音的自由形象的应用，不断的对比，旋律中的增三和弦的多次交替出现都使这一乐章的音响极赋特色，大有过耳不忘之感。 交响曲的第三乐章也就是该曲的末乐章，是反应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中国从此走向现代化的正确道路的喜悦心情和热烈欢庆的场面。众多的主题，多种体裁有机的贯连和陈述结构的主整性、规整性以及曲式结构的循环性，赋格段的应用和乐队配器，音响的丰富与多层次等手段，都具有传统套曲终曲乐章的典型性，这样看来，三乐章的组合并不使人感到什么缺憾，而是紧紧围绕乐曲所要反应的内容一气呵成的体现出来，达到了形式与内容高度的协调与统一。 二、主导动机的贯穿发展 主导动机贯穿于整个套曲，并不是霍先生的独特创造，在著名的贝多芬第五交响乐《命运》中，那令人震撼、无论是音乐家或是一般的音乐听众听后都终生不忘的命运敲门声的主导动机，贯穿了四乐章整个交响曲。在后来的柴科夫斯基与肖斯塔克维奇等人的交响曲中也经常采用这一手法，成为体现交响性的重要手段，而霍先生在这方面的运用更有自己的特点。首先在第一乐章的引子中，以悲壮的情绪直截了当的开始，这个C羽调式的动机片断在音调明显的具有五声性，例1，特别是开始两音的纯四度上行，和正波浪型的旋律线（从羽音开始回到羽音结束），还有第二小节赋予动力的休止符的应用，都生动的体现了交响曲开始的悲壮性。 这一动机在随后的发展中，伴随音乐内容的变化，其本身也处于变化之中。在第一乐章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