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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型知识群体从传统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转型 　　内容提要 戊戌到辛亥期间新型知识群体快速增长，严格意义上的现代知识分子正式形成。“清末一代”知识人展示了对精神价值的全新追求，从道德关怀、社会关怀、知识关怀与终极关怀，实现了从传统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重建价值体系，传承了士大夫的担当精神与传统道德的合理因素，同时倡导自由民主新道统，建构新价值体系；实现社会角色转换，在废除科举被抛离权力秩序后，通过政治参与、社会团体与现代传媒等形式重建社会政治影响力；呼唤建立起分立于道统的学统、分立于治术的学术，致力于建立专业化、科学化、分科化的现代学术体系、现代知识体系；以理性精神区隔宗教狂热，又以终极关怀超越物质主义，在对中学、西学中的宗教文化采取开放立场的基础上重构信仰世界。 　　关键词 清末 传统士大夫 现代知识分子 价值体系 知识体系 信仰体系 社会角色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2）05-0113-10 　　中国现代化历程中已出现了八代知识分子，关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成长过程，李泽厚、许纪霖先生提到了六代知识分子，而以“辛亥一代”或说“晚清一代”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第一代。参见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下），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172页；许纪霖指出：《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85-86页。即洋务一代、清末一代、五四一代、后五四一代、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后文革一代与跨世纪一代；其中，宽泛意义上的、初步掌握现代知识并开始以现代知识谋生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诞生于洋务运动时期，但严格意义上的、不仅掌握现代知识且有强烈的公共关怀与批判精神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孕育于洋务运动时期，正式形成于清末的戊戌到辛亥期间。参见俞祖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世代与类型》，《东岳论丛》2012年第3期。也就是说，戊戌到辛亥期间新型知识群体的成长，不仅体现在洋务时期已出现的广义知识分子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数量上有了快速的增长，更体现在习惯使用批判性话语、关注专业与职业以外的???共领域的“公共知识分子”也已完全成型。之所以作出这种判断，不仅是因为按西方的说法“知识分子”概念与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形成于19世纪末，更因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也出现了类似“德雷福斯事件”那样足以宣告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产生的史事，如体现现代批判精神的“新学伪经”、“冲决网罗”、“马体牛用”等旨在颠覆传统话语霸权的呼唤，及从维新运动、立宪运动到辛亥革命等旨在颠覆君主专制的体制性批判；还有标志现代公共空间成长的大学、传媒与学会的建立等。本文兼顾戊戌到辛亥期间广义知识分子的成长，而以严格意义上的“现代知识分子”为重点，从道德关怀、社会关怀、知识关怀与终极关怀等方面入手，观测“清末一代”新型知识群体身上所体现的从传统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 　　一、 重建价值体系：传承儒家道统与传播自由民主新道统 　　牟宗三曾针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提出过“三统”说：道统之肯定，此即肯定道德宗教之价值，护住孔孟所开辟之人生宇宙之本源；学统之开出，此即转出“知性主体”以融纳希腊传统，开出学术之独立性；政统之继续，此即由认识政体之发展而肯定民主政治为必然。在“三统”中，道统最为传统士大夫所看重。传统士大夫是儒家道统的承载者，而现代知识分子也重视道德价值，是重构道统、重建价值系统的引领者。 　　古代士大夫以“忧道”、“谋道”自任，其中的杰出人物站在道德高度、以帝王师的姿态批评政治，以“道统”制衡专制政治的“治统”，对抗君临天下唯我独尊的帝王，体现了“临大节而不可夺”、“可杀而不可辱”的崇高道德精神。到了清末，士大夫阶层发生了分化，有的成了落伍于时代的落寞文人，但也不乏“自任以天下之重”的杰出者，如王懿荣在那个时代上演了末世士大夫“君辱臣死”的世纪悲歌；一些受到现代性洗礼的知识精英则实现了从传统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他们对传统道德尤其是三纲五常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但传承了古代士大夫对道德价值的重视与对道义道统的担当。 　　清末新型知识分子（以下简称“清末一代”）对“过渡时代”的道德变革有着高度的自觉，对道德重建进行了思考与探索。康有为在《论语注》中提出了“德贵日新”的思想，主张价值观念变革要适应时代潮流。梁启超在《释“革”》等文中又提出了“新道德”、“道德革命”的主张，批评“今世士夫谈维新者，诸事皆敢言新，惟不敢言新道德”。严复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启蒙三民主义，“新民德”的立意即在进行道德重建、道统重构。谭嗣同在《仁学》一书中号召冲决“三纲五常”的网罗，成为近代史上首位激烈挑战传统道德的思想家，又致力于重建新仁学体系，重建新时代的道德准则。革命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