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癫叙事20世纪中国文学历史意识标本.docVIP

疯癫叙事20世纪中国文学历史意识标本 　　摘 要：20世纪中国小说的“疯癫叙事”历经从萌生、演变、沉寂到兴盛的曲折发展过程。缘于作为叙事视角兼叙事声音的“疯癫者”驳杂多面的文化形象及不同于常人的言语、思维与情感体验特征，从“五四”到新时期再到世纪之交，中国20世纪小说疯癫叙事文本在不同历史阶段皆隐秘漫溢出特殊的历史意识。20世纪中国文学疯癫叙事踯躅于对历史的建构、置疑与重构之间，某种意义上，疯癫叙事是窥探20世纪中国文学历史意识的标本与参照。90年代以前，疯癫叙事致力于挑战同时期文学实践赋予历史话语的崇高与宏大；世纪之交，疯癫叙事在浓郁的历史虚无主义氛围中，展现出对虚无主义历史意识的审视与过往历史话语价值的重新确立。 　　关键词：疯癫叙事；20世纪中国文学；历史意识；标本 　　文学面对芜杂多姿的世界，如何切入，以怎样的姿态言说，是每个作家首先??要考量的问题，这便涉及到叙事视角。视角对于叙事有着非凡的意义，于此甚至有论者认为，“视角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它被用来分析主体性的形成”[1](P34)。伴随着叙事理论研究不断推向深入，也日益被广泛接受，中国现当代作家开始拥有愈益自觉的叙事意识，深刻意识到叙事形式对于作品的特殊价值。在题材翻新日见其难的情况下，作家们纷纷将眼光转向文本构成的另一端，希图藉叙事形式的突围实现对传统与自我的超越，以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特殊体验与独到理解。正是在这一潮流的裹挟下，疯癫叙事以一种先锋实验的姿态跃上20世纪中国文坛。 　　一、从“五四”到新时期：疯癫叙事的衍变及其历史意识 　　新时期以来，作家出于各自不同的考虑，选取形态各异的人物作为自己小说的叙事者。下乡知青、国企厂长、儿童、知识分子、农民等阅历不同、职业迥异、长幼有别的个体，都成为此一时期小说叙事者的有机选项。在长长的叙事者序列中，疯癫者的形象因其独特迥异的身份和丰富复杂的文化内涵而尤为引人注目。本文将小说中此类以“疯癫者”（包括呆子、疯子、傻子等精神疾病患者）为叙事视角和叙事声音的文本叙事现象统称为“疯癫叙事”。客观而言，疯癫叙事在新时期文学中出现，无论如何都算不上一种新鲜现象，同样的叙事方式早在半个世纪前的现代文学中便有先例。被各种文学史著作认为系中国现代白话小说开篇之作的《狂人日记》，便是以迫害妄想症患者“我”的述说结构全文的。此后，疯癫叙事在现代小说中便频频现身，如萧红《呼兰河传》、许钦文《神经病》、路翎《财主和他们的儿女们》等，它们因自身独特的叙事形态，共同构成了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一道奇异的风景。 　　综而观之，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疯狂”几乎都被处理为独特个人受环境逼迫的结果，疯癫叙事表现为个人与其生存的外部世界的分裂与对抗，以表达对固有社会秩序的愤懑情绪与批判立场，流露出鲜明的对官方与主流历史意识的怀疑与叛离。狂人或疯子作为不受礼教束缚，背离大众习惯和伦理常规的个人而受到肯定和同情，然而他们最终都逃脱不了被消灭或被同化的命运，一种强烈的处境危机贯穿在疯癫叙事中，“折射出20世纪前期知识分子普遍的一种精神痛苦——‘存在性不安’”，《狂人日记》如此，其他疯癫叙事文本亦不例外。从表面观，《狂人日记》只是零距离地表现了狂人的疯癫体验，然而我们须注意到，文本中狂人被治愈的历程才是埋藏于表层的要义所在。狂人的被治愈实际上是他自我精神分析治疗的结果，当他意识到自己与他所批判的众人世界具有某种相通性，明白自己并非独异于“吃人”大众的世外之人，这就意味他作为精神病患者个人世界与外部世界经验不再分裂，狂人最终融入外部世界，并被同化。文本明显倾向于对峰巅状态下的狂人叙述予以肯定，神志正常的狂人与现实同流合污，疯癫者的世界才代表着文本所要表达的主题。《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疯癫叙事的典范之作，继后，萧红等作家的疯癫叙事在意旨上都与它一脉相承、声气相通。萧红《呼兰河传》表现的是一个封闭的乡村，一个健康活泼的生命如何被当成“异数”，最后以治疗的名义被逼得精神失常。站在反常者的立场，作品批判了民间愚昧落后的疯狂观，通过团圆媳妇的死，揭示了民间世界理性、秩序和惯例背后存在的非理性——迷信、暴力、心理变态、无意识迫害欲望和人性的扭曲。 　　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现代文学结束，新中国文学接续。疯癫叙事作为一种颇富“意味”的小说结构形式，因其包孕着丰富驳杂的意识形态内涵，在与现实的价值关系上，偏重于与“立”相对的“破”，这与新中国文学必须承担“将刚刚过去的‘革命历史’经典化的功能，讲述革命的起源神话、英雄传奇和终极承诺”[2](P2)的责任的话语语境明显不相契合。疯癫叙事的价值立场与新中国文学所诉诸的历史使命之间的这种矛盾，直接导致其在中国20世纪中期文坛，在相当漫长的一段时间销声匿迹。直到“文革”结束进入新时期，疯癫叙事才在沉寂良久之后重新浮出历史地表。 　　承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