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一条通向自由隐秘之路.docVIP

科学一条通向自由隐秘之路 　　短短三十余年的改革，经济上去了，文化衰落了，这是一个很违反常规的奇异现象。这期间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以见证者的身份，我们目睹了与经济起飞同样震撼的整个社会大范围失范现象的蔓延，痛定思痛，举国上下都意识到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但是，文化建设要比经济建设困难得多，也缓慢得多，对此，我们要清醒地意识到，由经济强国到文化强国的道路还很漫长，远不是搞几次大的文化战役可以解决的。当下我们遭遇到的文化认同危机与疏离感开始逐渐从隐性转变为显性，在经济上，我国已名列世界第二，可谓是一片繁荣，但在文化上却出现了大范围的荒芜与贫瘠迹象，文化，作为社会黏合剂已经开始失灵，时时涌现的撕裂感正在威胁着社会秩序的有序运行，此时此刻，寻找重建文化的合适切入点就是当务之急。 　　 当下的中国，由于整个社会公平维度的过早失落与沉没，导致利益分配格局的长期扭曲，造成社会群体分层与流动呈现出非竞争性的特点，中国的群体心理呈现为高度的异质性。究其原因，抛开主流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因素的掣肘外，至少还存在三种影响越来越明显的文化思潮：犬儒主义、颓废主义与虚无主义，这些群体思潮展现出的高度异质性，使群体很难形成一个有普遍共识的价值体系，这种状况引发的后果就是在社会多个层面出现断裂。从这个意义上讲，重建文化共识是修补社会断裂的一项基础性工作。纵观当下中国的各文化要素，只有科学文化才具有这种高度共识，因此，从科学文化入手，才是重建文化的最佳切入点。 　　科学文化与中国文化在内在结构上的契合性 　　 科学作为舶来品，之所以能在短短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扎下根来，其原因无非两点，其一，以科学知识为基础的现代科技给当代社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进步，每个人都在获得了科技进步带来的额外收益的前提下，由功利主义价值观导引开始信奉科学，这是一种信念投资。这种转变从最可见的层面为科学的传播做了一个有形的广告；其次，科学作为一种崭新的文化，它在结构上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某种程度上的契合与同构。基于对科学知识从功能角度的考察，我们可以把西方对科学知识功能演化的路径梳理出一条完整的认知链条：知识、美德、幸福、力量再到权力。从获得知识开始，这个链条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知识、美德到幸福的环节，这是古希腊从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延续到文艺复兴时期的知识功能观。它揭示出我们获得知识所具有的功能性作用。具体来说就是，一个人拥有了知识也就同时拥有了美德，而美德对于幸福来说是充分的。这个阶段对应着人类发展的童年阶段，当把知识与美德、幸福这样一些人生目标结合起来的时候，它提供的指向作用非常明确，由此不难理解，为何人类历经千年的曲折历史却一直没有把对于知识的热爱抛弃。第二个阶段，即力量到权力阶段。自17世纪以降，随着宗教改革运动的完成，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快速兴起，一个新的时代的序幕已经拉开，这个时代的代言人非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莫属，而培根最著名的一句名言就是：知识就是力量。把知识与力量直接挂起钩来，培根以他敏锐的洞察力看到了未来世纪发展的动力之源。在一个勃兴的时代，这句箴言，也在向所有近代人布道：知识是让我们获得解放的一种力量。这个观念一直延续至今，随着19世纪末社会分工与专业化的充分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人们再一次感觉到知识的功能又悄然地发生了改变，没有人可以躲得过去。为此，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另辟蹊径，他在对规训与惩罚的技术变革的研究中，石破天惊地指出：知识就是权力。换句话说，拥有了知识不但提升了自己的力量感，更为重要的是，拥有了知识，也就同时获得了相应的权力。众所周知，在社会生活中，权力是生产性的，它时刻再生产权力自身。通俗地讲，表面看来，权力的实现主要通过支配与控制来完成，而知识恰恰提供了支配与控制的技术基础。所以，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曾说，在一个脱域的社会（主体可以不在场的社会），维持社会秩序有序运行需要两套系统：象征标志与专家系统。这两类系统之所以能够存在与运行，是因为其背后隐含的知识与权力二重性的辩证法在起作用。然而，这里却出现一个悖论：随着高度分工与专业化社会的来临，表面看起来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疏远了，其实，恰恰相反，今天社会里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联系都要紧密：我们一刻也离不开别人的工作，从衣食住行的所有方面都离不开象征标志提供的质量保证与责任背书，也离不开那些未曾谋面的专家系统里的各类专家提供的服务，相应地，这些机构与专家也就具有了无可替代的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社会是一个依靠信任机制来运转的社会，由于其中诸多环节之间的纵横交错以及无法切割的特性，导致我们今天所生活的社会也被称作风险社会。为了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我们需要多元化的监督体系来监督由知识带来的各类权力的衍生品，以此捍卫脆弱的信任机制。 　　 科学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