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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文化核心是科学精神 　　科学文化是一种集体创造，是围绕科学活动所形成的一套价值体系、思维方式、制度约束、行为准则和社会规范。早在16、17世纪，当自然哲学家、博物学家们开始组建学会，将理性探索与经验研究结合在一起形成新的科学方法，并提出科学共同体自己的理想、信念和宗旨之时，科学文化便登上了历史舞台，科学家成为科学文化的引领者和实践者。经过18、19世纪的科学社会化进程，科学技术成为一种与人类前途命运息息相关的建制化社会活动，科学文化也是广泛渗透进现代社会和现代文化之中，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深刻影响着社会上的每一个人。 　　科学文化的核心是科学精神。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以追求客观真理为目标，自由探索、理性质疑、执著求新，为人类的进步、幸福和自我解放而不懈奋斗，展示了科学精神对塑造人类精神世界和先进文化的引领作用。 　　科学精神的核心是对真理的执著追求。中国现代科学的先驱者们对此有着透彻的理解。早在1916年，中国科学社的创建人任鸿隽先生就指出，“科学精神者何，求真理是矣”。竺可桢先生也曾坦言：“科学精神是什么？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这就是说，只求真理，不管个人的利害，有了这种科学的精神，然后才能够有科学的存在。” 　　金石之言，掷地有声。这样的精神高度，值得我们毕生去追求。追求科学真理，究其根本，是人类求知的本能，是人类对意义的探求。只有保持这种追求，才能产生对科学的激情，才能克服浮躁，心无旁骛地专注于研究，才能不怕失败，百折不挠，在科学的道路上走得远走得好。追求真理就要承认未知、宽容失败。科学研究不是要终结对真理的追究，科学从来都是在不断纠错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承认未知，科学研究才有进步的可能；宽容失败是新思想、新观点萌生的有益土壤。我们要有承认错误的勇气，更要有宽容失败的胸怀，要鼓励多元思考，让那些敢于冒尖、勇于打破常规的“出头鸟”有广阔的舞台。 　　我还认为，坚持追求真理为核心的科学精神，需要克服功利主义的科学观。现代科学发展到今天，与技术的距离越来越近，对经济和社会活动带来越来越大的直接影响，人们对科学的工具性和实用性往往寄予过高期望，常常过度要求科学获得即时效益，从而妨碍对真理的追究，屏蔽科学的人文精神和文化价值，甚至使科学沦为技术的附庸，带来行政对科学的过度干预和学术自主的丧失。这就是我们在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同时，需要注意科学精神另一方面的精髓是崇尚理性。追求真理的道路曲折复杂，唯有理性才能帮助我们拨云见日，走入自由王国。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和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实证要求和方法，构成了科学理性的主体。崇尚理性最重要的体现在唯实。科学家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才能透过表面现象揭示自然界变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应当看到，我们现在的社会环境中，一些非理性的行为还在干扰一个健康社会的发展。如在一些媒体和网上，常常出现只是为了“吸引眼球”而缺乏事实根据的报道，发生着太多缺乏理性的“口水仗”；网络成为发泄情绪的场所，理性观点常常遭受“大字报”式的攻讦和扼杀；在我们的学术批评中，富有实证和逻辑的讨论还没有变成大家乐于参与的习惯和风气；政府部门“拍脑袋”决策还时有发生，下级往往看上级的眼色行事。凡此种种，都是与科学理性相悖的。崇尚理性要求切问近思，勤于思考。善于思考从来是科学家不可或缺的思想气质。爱因斯坦说：“学习知识要善于思考、思考、再思考，我就是靠这个学习方法成为科学家的。”独立提出问题和思考问题的能力与习惯，是原始创新的基础，是弘扬科学精神和创造健康科研环境必须具备的条件。 　　弘扬科学精神要提倡理性的质疑和批判。毛泽东同志说过，“客观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真理的认识就永远没有完结”，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并不代表正确，它的使命就是不断地纠错。质疑是研究的起点，批判是科学的生命，要像赫胥黎所言，“严格地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我们要尊重书本上记述的前人的科学成果，但更要相信自己亲自实践中的发展，要敢于超越前人；我们要承认与西方发达国家科技水平的差距，但没有必要认为一切都是外国的好，一切都要跟着外国人跑。我们要尊重院士，但没有必要认为他们在任何时候对任何问题的看法都完全正确和高明，要敢于和权威开展平等的学术争论；我们要广泛汲取信息，但对没有事实根据的谣传，要敢于质疑，善于识别，更不做谣言的传播者。 　　这里我还想谈一谈关于现代科学追求确定性的问题。现代科学要求对一定范畴内事物运动的规律得到固定不变的答案，并使用数学模型做出定量表述。我认为对这种确定性的追求，是现代科学的基本思维方式和基本特性，也是现代科学的威力和魅力所在。从牛顿用三大定律描述力与运动的现象，到爱因斯坦用确定性的公式否定经典力学，再到当今用确切的数据证实“上帝粒子”的存在，现代科学就是在追求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