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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网络媒体“自我修养” 　　【内容摘要】与传统媒体相比，网络媒体因信息的广泛互动和交流，似乎已成为一个开放、自由、互惠的“理想王国”。但发生于网络空间的种种问题，及因此而产生的多种悖论，促使网络媒体转向于“自我修养”问题。从“意识”“主体性”“主体间性”出发，重新检视网络媒体从业者德性“自我生产”、网络媒体组织身份“生产”及网络媒体信息传播的路径选择，试图完成网络媒体的“自我修养”问题。 　　【关键词】 网络媒体；自我修养；意识；主体性；主体间性。 　　自从网络诞生以来，由此而产生的网络媒体开创了前所未有的信息传播局面；媒体技术的日新月异，使人们对新媒体技术产生了无限憧憬，以至于认为新媒体技术创新是社会进步的助推器，是一个民族振兴的中坚力量。 　　不可否认，网络媒体确实带来了任何一个传统媒体所不具备的传播优势。在网络媒体平台，人们可以即时获取任何所需信息，可以广泛互动和交流。更为甚者，网络平台发展出供不同文化群体生存的细化空间，特别是2010年微博的迅速扩散，更显现出“传奇式”发展色彩。凡此种种似乎预示着网络媒体已成为一个开放、自由、互惠的“理想王国”。 　　然而，与人们高唱赞歌之景象不同的是，发生于网络空间的种种问题层出不穷（有形无形的价值差异；不同文化群体、群体文化间的冲突等），关于网络媒体的多种悖论亦此起彼伏。可以说网络媒体把人们带入了一个个媒体事件“陷阱”中，对此场景人们有些自顾不暇。网络媒体中的这些问题一方面与其生存的社会生态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与网络媒体“自我修养”的缺失密不可分，表现为与网络媒体从业者的德性修养、组织机构的身份“生产”、媒体信息传播的路径选择紧密相关。 　　一、意识与网络媒体从业者德性的“自我生产” 　　文化研究学者理查德·约翰生在分析文化时，认为文化探究主要在于“意识”和“主体性”的历史形态，或是我们借以生存的主体形态，是关于社会主观方面的分析。 　　关于“意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人类所具有的“意识”，是作为理解人类社会的前提。在《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又提及“意识”的含义，他在把最糟糕的建筑家与最优秀的蜜蜂相比较时，认为建筑家的“产品”在被生产之前就已“理想的存在了”[1]。换言之，这种“产品”存在于想象中，存在于意识中。而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称此为“类存在”特征，或“普遍-历史范畴”，对一切历史都是真实的，是一个“简单而普遍的抽象”[2]。理查德·约翰生所认为，人类以一种理想或想象的生活为特点，而在生活中，“人类培养了意志，产生了梦想，提出了各种范畴”[3]。 　　其实马克思的“意识”概念，更多的是指社会过程的主观方面。这种“意识”亦包含自我意识，是“一种能动的精神和道德的自我生产”[4]。尽管这里的“精神的”与“道德的”涵盖的意义很广泛，但仍包括一般性的道德“生产”可能，即一种对外界思维和自身能动“意识”的冲动。而作为社会的有机分子，网络媒体从业者也具有这种能动的精神和道德的“自我生产”机制和冲动，这其实是媒体工作者以组织者、编辑者、传播者等自居的前提，也是信息传播持续发展的条件。 　　网络媒体从业者德性修养是与网络传播的传媒生态和实际需求相适应的，概括讲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在于突出培养和完善个体的道德人格。这里的道德人格是人的社会特质的一种表现，与个体所处的社会关系密切联系。发展这种人格则必然要求媒体从业者一方面内化历史文化的优秀传统；同时还要努力把握时代对信息传播的需要，特别是新技术带来的互动模式变迁和因此而提出的新要求。 　　其次，确立和发展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相统一的权利义务观。社会发展的后现代性及网络媒体生存的传媒生态，都需媒体从业者确立和发展权利义务观。作为网络媒体的从业者，其享有的道德权利由既定的道德体系给予个体的道德地位或权益，包括个体应享有的“人格独立”“公平的善待”等[5]；而道德义务是行为主体“在道德上应尽的道德责任和使命”[6]，履行主体间的互惠义务。 　　第三，培养和建立大众文化道德。社会的发展和网络技术的创新，使我们面对的文化形态更加多元，社会的发展创造出一个囊括主流文化、大众文化、精英文化、草根文化、亚文化等多种文化共生的复杂体系。而在这众多的文化系统中，大众文化因具有两重属性而显得尤为突出。一方面，作为文化商品，以获取经济效益和赢得大众的喜爱为目的；另一方面，作为重要的社会传媒，引导着大众的审美情趣和价值追求。这就要求网络媒体从业者从修养大众文化道德出发，主要在于把握大众文化的内生机制和传播规律。 　　二、主体性与网络媒体组织的身份“生产” 　　“主体性”概念与近代西方哲学渊源深厚，主体性哲学从“自我”出发，关注自我，并以主体为基点，分析“主体的自主性、自主意识性和自为性”[7]等与“主体性”相关的理论概念。约翰生认为，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