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十七年”郭沫若作为“公共人物”合理性.doc

试论“十七年”郭沫若作为“公共人物”合理性 　　【内容摘要】建国后，郭沫若既身兼政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政府要职，同时担当着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中国文联主席等社会职务。于是，当政界主要领导、科学界首席领袖、外交知名使者、考古首席专家、文坛著名学者、文教资深名流和艺术圈卓越书法家等职位叠加之后，郭沫若身上彰显出“公共人物”的鲜明特点。 　　【关 键 词】郭沫若；“十七年”；公共人物；佚作；合理性。 　　【作者简介】逯 艳，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10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代作家作品。 　　与1920年代《女神》诗歌研究和1940年代历史剧创作研究这两个相对集中和强势的研究时段，有关郭沫若“十七年”期间的研究还相对薄弱。近年来笔者经过深入研究发现，造成这一研究现状的主要原因是建国后有关郭沫若的研究资料相对匮乏，而最为遗憾的是，在这种相对匮乏的境遇下还存在资料真假虚实甚至还有待解密等情况，所以除了市面上公开出版的《郭沫若全集》和建国以后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权威性报刊等资料之外，研究者涉猎和占有的“十七年”期间郭沫若的研究资料相对有限，尽管有的学者掌握了佚作，但是也没有对其进行充分重视和广泛利用。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建国后的郭沫若最显性的表征莫过于被光环包裹的名人形象，因为他在身兼政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国家要职的同时，还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中国文联主席等社会要职，这些显赫的官职和身份合力烘焙出郭沫若作为主流社会符号和官方意识形态代表的气质，而这种气质又通过各种偏向政治性的行为和言辞加以表现和巩固，所以当研究者用越来越多的政治标签标注郭沫若的时候，其建国后政治性身份的凸显便就显得顺理成章了。由此，到目前为止，学界对“十七年”时期郭沫若的研究切入往往集中于他建国后的注重政治性活动和行为上，这种单一的凸显作用带来的负面效应便是用“政治性”在概括郭沫若“??七年”的主要特征，同时不可避免地造成对他其他身份的遮蔽，这不仅相对忽视了郭沫若在其他领域的建树，也就忽视了郭沫若在政治性之外的其他特质。从这个层面上来说，用“政治性”来界定和概括郭沫若在“十七年”的整体行为和创作并不严谨，这也就从反面预示着为建国后郭沫若的整体身份寻找更为准确的定位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然而，另一方面，郭沫若作为一个跨越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个体，他本身就是一个复杂性的存在，权且不论这段历史成河中他所担任过多少具有明确指向的职务，单就相对宏观和概论性的身份就有诸如文学家、政治家、思想家、革命家、科学家、考古学专家、教育专家、文化领袖、外交家等，面对诸种头衔和身份，如何能在抛开“政治性”这一已有定论的同时对郭沫若建国后整体身份特征有一个相对准确和到位的定义呢？笔者在长期整理和翻阅郭沫若建国后的佚作资料的时候发现，正是因为郭沫若建国后拥有如此之多的头衔，这种光芒簇拥的结果垫高了郭沫若建国之后的身份和地位，一旦这位以文学创作出身并于中国现代文坛成名的文学家被文学家之外的政治性身份被定义的时候，或者当政治性的身份表征已经超越文学家这一身份并被后世研究者以政治性来框定并达成共识的时候，那么郭沫若公共性的身份其实是被默认了。如果按照这种思路思考下去，郭沫若建国后政治性活动和政治性身份的外显其实正是激活他作为一名“公共人物”的过程。所以，当我们将郭沫若建国后的诸种复杂身份横向平铺开来，郭沫若的知名度已经远远超越了他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文坛上最为辉煌的程度，而且远远超越了文学界这一论域限度；当我们将郭沫若建国后的这些不同职务做纵向的叠加，郭沫若对这个社会所肩负的责任也就远远大于早期对中国文学的使命，也就是说，单纯地从横向和纵向的角度来看待建国后郭沫若所获得的诸种头衔就能相对准确地投射出郭沫若是一个跨越多重领域并对公共利益负有很大责任的社会名人。到底“公共人物”这一理论是否对“十七年”的郭沫若研究具有适用性和可行性呢？ 　　一 　　“公共人物”，作为人格权及其保护中的一个概念，是美国诽谤法提出的概念[1]，所以它频繁出现在有关舆论监督和公民名誉权、隐私权的论述中[2]。后来，在沃尔特·李普曼的《公众舆论》中，“公共人物”又作为新闻传播专业的概念被介绍和阐释，所以当下，“公共人物”作为一个涉及公民人格权、名誉权和隐私权的民法范畴的概念，同时又因为和公共舆论有关所以有属于新闻学范畴的概念，在内涵上和外延上与“公众人物”这一术语并没有太多的差异，可以算是同一个概念。从构成“公共人物”必不可少的要素上说，首要条件就是社会知名度，因为“公共人物”顾名思义，是被公众所知的人物，所以没有一定的知名度，就不可能成为公众人物。“公共”作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