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唐代复仇案件对儒家孝治影响.docVIP

试论唐代复仇案件对儒家孝治影响 [摘 要]本文主要围绕血亲复仇这一现象，通过血亲复仇的产生、发展、演变过程，结合唐代对于血亲复仇的法律条令以及具体案件审判，探讨复仇这一现象造成礼法之间的矛盾的人为原因。[关键字]唐代；血亲复仇；法律；原因；孝治在中国古代律法中一直存在着血亲复仇的现象，虽然在当今是不被法律允许的行为，但是古代的复仇却被提升到孝义的高度，并且经历了从毫无限制的复仇逐渐到受国家律法限制的过程。唐代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法律逐渐完善成型的时期，唐代法律也对复仇作了明确规定，有很多涉及复仇的法律条文，但是很多复仇案例的审判结果却各不相同，有的更是凌驾于法律之上。本文通过血亲复仇的演变、发展，结合唐代关于复仇律法的规定以及特殊案例，分析影响复仇案件审判的主要原因。一、血亲复仇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历史长河中，世界上每一个民族几乎都曾经存在着复仇这样一种习惯。最初是漫无限制的血族复仇，当氏族成员中的任何一人遭到外族的欺凌或伤害时，均被看作是对氏族全体成员的一种侵害，会引起受害氏族全体成员对侵害者的氏族全体进行集体复仇。这种大规模的复仇往往引起氏族之间的冲突和战争，血腥的屠杀几乎弥漫着整个人类尚未开化时的社会。随着文明的进步，这种无限制的血族复仇逐渐开始受到限制，当氏族成员遭到外来的侵害时，只有他的近亲属才能对侵害者以及侵害者的近亲属进行复仇，这样就大大缩小了复仇的范围。但是，进人阶级社会以后，一方面出于国家长治久安的需要，对私人之间的殴斗、撕杀应该予以禁止，维护社会的安定。另一方面，在中国由氏族社会向国家过渡的过程中，用以维系氏族社会关系的血缘纽带不但没有被打破，反而愈加紧密，中国的阶级社会始终带有明显的宗法伦理色彩。《孝经》中云：“五刑之属三千， 罪莫大于不孝。”对父母尊长的不孝行为，被看作是罪大恶极的不可原谅的行为。如果自己的父母尊长被人殴打、杀死，作为子女卑幼不为其复仇的话，是被看作极其不孝的。于是出于尽孝的复仇习惯便被保留下来。正如《旧唐书·刑法志》中载韩愈所言： “复仇??据礼经则义不同天，征法令则杀人者死。礼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异同，必资论辩。宜令都省集议闻奏者。伏以子复父仇，见于《春秋》，见于《礼记》，又见于《周官》，又见于诸子史，不可胜数，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样于律。而律无其条，非圈文也。盖以为不许复仇，则伤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训；许复仇，则人将倚法专杀，无以禁止其端矣。”（1）二、涉及复仇的法律条文与现实中的司法审判对于血亲复仇的法律条文，除了元代一朝允许复仇以外，纵观整个中国古代历史复仇均被加以禁止。对于整个中华法系来说，《唐律疏议》应该是中国法律制度的巅峰之作，宋、元、明、清的法律与唐律一脉相承。关于复仇，《唐律疏议》当然也有所涉及。在《律疏》卷二十三第三百三十五条中做了这样的明确规定：“诸社父母、父母为人所殴击，子孙即殴击之，非折伤者勿论；折伤者，减凡斗折伤三等；至死者，依常律。谓子孙元非随从者。”（2）也就是说，如果祖父母、父母被人殴打的话，子孙可以在不法侵害发生当时予以还击，如果把对方打伤的话可以比照常律减轻处罚，但是如果把对方打死的话，还是要依照常律来处罚。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律疏》对复仇问题还是给予了一定的肯定，但是这种肯定仅限于在不法侵害发生当时，而如果被殴者子女为成人当时，在成人之后为尽孝道而进行复仇，便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可以提供。不仅如此，即时复仇的处罚已经是给予了复仇者相当轻的判罚，但是致死者仍要依律处死。所以那些未及时复仇的人在之后蓄谋报复更应该受到严厉的处置。而《孝义传》与《列女传》中的复仇事件的重复发生，《新唐书》中的王君操、赵师举、梁悦、康买得、张琇、智寿、余常安、徐元庆八个人进行了复仇，仅仅只是后四人被处以极刑。特别是徐元庆一案更是引起了近百年的超越时空的辩论，陈子昂与柳宗元对于徐案的看法截然相反。柳宗元的观点更加符合维护公共权力，更具说服力，但是事情好像并不是这样，唐穆宗时的康买得便“有诏减死”。如果说上面的徐元庆至少还受到了法律的惩治的话，那么在《旧唐书·列女传》中的两个实例又一次成功的战胜了法律：“绛州孝女卫氏，字无忌，夏县人也。初，其父为乡人卫长则所杀。无忌年六岁，母又改嫁，无兄弟。及长，常思复仇。无忌从伯常设宴为乐，长则时亦预坐，无忌以砖击杀之。既而诣吏，称父仇既报，请就刑戮。巡察大使、黄门侍郎褚遂良以闻，太宗嘉其孝烈，特令免罪，给传乘徙于雍州，并给田宅，仍令州县以礼嫁之。孝女贾氏，濮州鄄城人也。年始十五，其父为宗人玄基所害。其弟强仁年幼，贾氏抚育之，誓以不嫁。及强仁成童，思共报复，乃俟玄基杀之；取其心肝，以祭父墓。遣强仁自列于县，司断以极刑。贾氏诣阙自陈己为，请代强仁死。高宗哀之，特下制贾氏及强仁免罪，移其家于洛阳。”（3）先看后者，贾氏与一儿童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