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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湖南维新派人物群体经世观主要特点论析 　　摘要：以谭嗣同为代表的近代湖南人物群体对传统湖湘文化经世致用学风既有继承也有发展，他们以今文经学为武器，将变法与经世结合起来；既注重宣传，又躬行实践，将理论阐发与变法实践结合起来；他们提出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教育上、社会风俗习惯上进行变法维新的主张，因而其经世内容非常广泛；在改良失败时，他们不怕流血牺牲，断然倡言流血革命，以唤醒世人的觉醒。所有这些，都表现出与他们的先辈们一些不同的特点。 关键词：维新人物群体；经世观；主要特点；变法雏新；流血革命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2）03—0141—04 　　经世致用是中国传统学术的基本精神，这种学术精神，在不同的省份、不同地区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对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心理以及人物成长的影响也各不相同。在湖南，它作为一种思想、学术、文化传统被湖南士人一代一代传承，从未间断，发展到近代，特别是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人物群体崛起后，逐渐突破经世致用的学理层面，转化为一种士人学者的学术心理、学术传统和学术与政治取向的标准，凝集为一种经世务实的文化精神，成为近代湖湘文化价值取向和近代湖南人才政治价值选择的决定因素，成了连接古代湖湘与近代湖湘文化的桥梁。 　　以谭嗣同为代表的维新人物群体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被镇压后，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的戮力经营下，清政府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同治中兴”的局面，他们学西方、办工厂、制造枪炮船舰、办学校、派遣幼童出洋留学，的确很是热闹了一阵子。但是，一方面，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学习西方的深入，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在中国产生和发展，中国早期资产阶级也应运而生，他们在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和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的夹缝中艰难生存，他们不满意清政府以“官办”或“官督商办”等遏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形式，迫切要求政府保护其经济和政治利益，推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在虚假的同治中兴局面下，清政府的统治危机不仅没有消除，而且暗藏着更大的危???。先是1872年日本侵略台湾，清政府以赔银了事，接着1884年中法战争，清政府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仍以签订不平等条约结束，这都极大的刺激了日本侵略中国的胃口。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湘军、淮军相继败溃，新建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赔款、割地，把中华民族推到亡国灭种的边缘。在这种形势下，以康有为、梁起超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派，以春秋公羊三世学说和进化理论为武器，在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在这一运动中，湖南独步全国，成为最具声色、最具活力和影响力的省份。 　　由于以谭嗣同为代表的维新改良派所处的时代与魏源、曾国藩等所处的时代已经有了很大不同，而且他们没有象曾国藩等那样身居高位，因此，他们的经世观呈现出一种新的特点： 　　第一，以今文经学为武器，主张通经致用，将变法与经世结合起来。 　　今文经学将儒家经典看作政治学著作，通过阐发其微言大义来为现实政治服务。自魏源开始治今文经以后。到19世纪末，今文经学在湖南得到广泛传播，当时几乎参加维新变法运动的湖南学者都是今文经学的信仰者和传播者。他们治经，不在于纯粹研究其义理，而在于通经以致用，皮锡瑞说：“通经所以致用，汉人治经，皆切于时用，故经学奠盛于汉。以《春秋》断狱，以《禹贡》治河，以《诗》三百五篇当谏书，以《洪范五行传》警人主，此皆汉儒微意。若谓谈经学不必及时事，则五经真同刍狗，而经义可废也。”王闿运说：“治经致用，莫切《春秋》，非谓其政法多矣。多为其法者，《周官》是也；不立一法者，《春秋》是也。”他们不满意于空谈义理和溺于考据词章，认为：“行与学分，由士君子不能辩学故也。六经兴于孔子，九流生于六艺，质性有偏，宗主各异，要之九家皆通经之人。而汉后治经者初不得经之用，训诂、词章、性理、考据、经义、演说，等级自有高下，其无关经学一也。而取士者以为权衡，求进者以为羔雁，所学虽极为通博，了不关其行事，茫茫昧昧，一任身世之遭逢而已。”王先谦亦重今文，治学重求实，反对空洞的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风。他说：“窃谓中国学人，大病在一空字，理学兴则舍程、朱而趋陆、王，以程、朱务实也。汉学兴则诋汉而尊宋。以汉学苦人也。新学兴又斥西而守中，以西学尤繁重也。至如究心新学，能人所难，宜无病矣。然日本维新从制造入，中国求新从议论人。所务在名，所图在私，言满天下，而无实以继之，则亦仍然一空，终古罔济而已。”因此他们极力主张：“本汉人治经之法，求汉人致用之方，如《禹贡》治河，《洪范》察变之类”，如此则能使“两汉人才之盛必有复见于今日者，何至疑圣经为无用而以孔教为可废哉！” 　　那如何才能做到通经致用呢？他们接受今文经学关于“变”的理论，通过变法达到致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