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呐喊》中“文”与“白”文化身份隐喻.docVIP

鲁迅《呐喊》中“文”与“白”文化身份隐喻 　　摘要：语言变革是一个时代文化思想领域开放或保守的风向标。五四到三十年代的“文白之争”不仅关涉文学的革故鼎新，也涉及怎么论定上层建筑、知识者与布衣的话语权及其文化身份的问题，也是文化转型关头怎么看待民族认同这一“大身份”问题的缩略版。作为思想个体，鲁迅对语言嬗变蕴涵的知识者文化身份的认识极其复杂，如《呐喊》既呈示了语言变革与身份转换的复杂景观，也体现出文化启蒙的悖论性。研究其中“文”与“白”的文化身份隐喻，有助于认识中国文化一文学现代转型的广阔性和复杂性，辨析知识与权力的离散与勾结，对理清文学史与思想史的深刻关联也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鲁迅；呐喊；文白之争；身份隐喻 　　中图分类号：12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2）02—0105—05 　　发端于晚清、鼎盛于五四的近现代语言变革，既是文学革故鼎新的先行者，又是为新文学进行立法的壮举，这一将文字使用按“身份”分为两派的观念，直到近代社会巨变下才产生松动。文言和白话在中国历来分属“文人”和“俗民”两个阶层。语言主体于文白论争的裂隙处所呈现出的新的社会意识和知识分子文化身份的关系非常值得玩味。语言变革从“言文合一”的白话文运动到轰轰烈烈的“国语统一”，从“废止汉字”到大众语的讨论和拉丁语的提倡，可谓多元并举，其倡导者也形成了一个认知上的递升图式，即从“新民”的目的发现“文言误民”和“言文分离”的不便，到反对文言、提倡俗语、统一国语，再到借鉴西方、广泛“欧化”，以至废止汉语、走拼音化道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创造力或进步性，在若干关键时期，通常都是以‘破’而‘立’的”。梁启超、裘廷梁等的白话文倡导，正是维新派实现权势或身份“破”与“立”的手段。五四时期，反对废除文言者和倡导白话者对言文之分的忧思，也都包涵着“身份之别”的近忧远虑。反对废除文言者“更看重文言与白话各取所需的并立之必要性”，其对言文之分与身份之别的思考主要有：首先，作为知识分子的专用语言，文言是知识者身份的象征。言文??一的白话文运动会动摇一代知识分子的尊严与地位，这有可能和新文化运动思想启蒙的设想有所冲突。其次，“身份之别”的忧思深层次上隐含着对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担忧。而在主张废文言、立白话的变革者看来，语言为文化思想现代化之所寄，亦为国家民族命运之所寄，“我国言与文分离，故教育不能普及，而国不能强盛。泰西各国，言文相合，故其文化之发达也易”所以，“文白之争”不仅仅是简单的文体问题或形式问题，更是新文化、新身份的标的——在工具论层面，文学革命首先是“语言革命”，只有白话才便于传播新思想；在方法论层面上，变革者可以借此打破固有“身份”，以“白话”文学创造新的身份识别。所以“文白之争”不仅是新旧文学之间的论争，也关涉到怎么重新论定上层建筑、知识者与布衣各自的话语权及其“身份”的问题，也是文化转型关头怎么认识民族、国家这个“大身份”问题的缩略版。因此，研究鲁迅《呐喊》中“文”“白”运用中的“身份”意涵，对于我们认识汉语文学现代转型的复杂性以及文学史与思想史的关联具有重要意义。 　　新文化运动以后，鲁迅一直着力于白话文学创作，在做《呐喊》的同时，他做了大量的“随感录”，其中1919年《随感录·四十七》中写到这样一段话：“张三记了古典来做古文；李四又记了古典，去读张三做的古文。我想：古典是古人的时事，要晓得那时的事，所以免不了翻着古典；现在两位既然同时，何妨老实说出，一目了然，省却你记古典，我也记古典的功夫呢？”他对白话文和拼音文字的倡导发露了其对语言革命所蕴含的“文化身份”问题的深刻认识。《呐喊》即体现出对言、文二体“文化身份”蕴涵的敏感，同时也可以从中领会鲁迅语言观的深刻性和复杂性。 　　首先，新文学家以倡导白话争取话语权，是从知识分子文化立场把“新语言”和新文化等位视之。从《呐喊》可以看出，在五四一代的语言观念中，“言”和“文”分别代表了现代与传统、开放与保守、进步与落后、开明与迂腐，即文言代表了“传统”，代表了“历史”，代表了儒家教化和三纲五常。鲁迅在《阿Q正传》第一章写道：“总而言之，这一篇也便是‘本传’，但从我的文章着想，因为文体卑下，是‘引车卖浆者流’所用的话，所以不敢僭称，便从不入三教九流的小说家所谓‘闲话休题言归正传’这一句套话里，取出‘正传’两个字来，作为名目。”“文体卑下”、“不敢僭称”是正话反说，恰恰表明鲁迅对于“白话”代表着现代、开放、进步的认同，“实质上是着眼于中国文化与世界现代文化的时差对比，提出要超越旧有、落后的文化时代，而完成现代转型的时代要求”。《狂人日记》中讲白话的“狂人”对自己的新身份即“文化启蒙者”的自我认同感很强，他时时不忘启蒙愚众，并对这个世界处处防范。“狂人”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