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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对阳明学继承和调整 　　摘要：黄宗羲在学问的总体方向上坚持了阳明的“向内求理”路径，纠正了阳明弟子空想本体的流弊，表现出了强烈的淡化心体、强化工夫的倾向，他承接了阳明的“心即理”的理路，从“理气合一”的高度强调心、性、情三者的合一，纠正了阳明把“意”等同于“念”而导致的工夫支离的弊病，强调“意”是未发的不动的心体，并把“意”与“良知”、“诚意”与“致良知”等同起来，从而将阳明学与蕺山学的宗旨统一了起来。 　　关键词：黄宗羲；王阳明；向内求理；意 　　中图分类号：B24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4—0128—06 　　王阳明的学说在明朝中后期盛极一时，但到了明末清初受到了诸多批判，黄宗羲作为阳明学的总结者和传人，一方面继承了阳明学的基本理路，另一方面又适时对阳明学的理论进行了调整，力图使其重新焕发生机。本文以下就对黄宗羲对阳明学的继承和调整这一问题展开探讨，以此来揭示阳明学在明末清初的发展轨迹。 　　一、坚持“向内求理”路径 　　阳明学在明末清初受到了诸多批判，黄宗羲也对其流弊予以了纠正，但在学问的总体方向上，还是坚持了阳明的“向内求理”路径，他在《孟子师说》中对此屡有阐述： 　　人以为事事物物皆须讲求，岂赤子之心所能包括？不知赤子之心是个源头，从源头上讲求事物，则千紫万红总不离根；若失却源头，只在事物上讲求，则剪彩作花终无生意。① 　　自其分者而观之，天地万物各一理也，何其博也；自其合者而观之，天地万物一理也，理亦无理也，何其约也。泛穷天地万物之理，则反之约也甚难。散殊者，无非一本，吾心是也。仰观俯察，无非使吾心体之流行，所谓“反说约”也。若以吾心陪奉于事物，便是玩物丧志矣。② 　　《易》言“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穷理者，尽其心也，心即理也，故知性知天随之矣，穷理则性与命随之矣。……先儒未尝不以穷理为入手，但先儒以性即理也，是公共的道理，而心是知觉，知得公共的道理，而后可以尽心，故必以知性先于尽心。顾其所穷，乃天地万物之理，反失却当下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之理矣。……天下之理，皆非心外之物，所谓存久自明而心尽矣。③ 　　他从“心即理”的基本前提出发，认为天地万物之理即存在于人的内心之中，主张求理应当向内在的根源上去求，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对天地万物根本之理的整体把握，而向外在的各个具体事物中去求理则会沉溺在个别之理中，将内心所蕴含的天地万物的根本之理反而丢掉了，这样就难以实现对天地万物根本之理的整体把握。基于“向内求理”路径，他对《大学》的“格物”加以了诠释： 　　人自形生神发之后方有此知，此知寄于喜怒哀乐之流行，是即所谓物也。仁义礼智，后起之名，故不曰理而曰物。格有通之义，证得此体分明，则四气之流行，诚通诚复，不失其序，依然造化，谓之格物。未格之物，四气错行，溢而为七情之喜怒哀乐，此知之所以贸乱也。故致知之在格物，确乎不易。④ 　　夫格物者，格其皆备之物，则沓来之物不足以掩湛定之知，而百官万务，行所无事。若待夫物来而后格之，一物有一物之理，未免于安排思索，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故阳明学之而致病，君学之而致死，皆为格物之说所误也。⑤ 　　他认为，所谓“格物”就是格人自身的内在之物，“格”有“通”的意思，“内在之物”指的是心体的喜怒哀乐四气流行，“格物”就是使心气的流行畅通回复，不失其规则，自然而具有条理，这样就能做到心理为一，繁杂的外在之物也不会遮蔽人的内心之知，如果把“格物”视为格外在之物，以人的内心去寻求一个个外在具体事物之理，那么心与理终究是分裂为二，这就不可避免地对人的身心修养造成损害。从他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他在学问的总体方向上无疑还是坚持了阳明的“向内求理”路径，反对朱子的“向外求理”路径，这可以说是他一贯坚持的基本学术立场。他在晚年所作的两篇《明儒学案序》中对此进行了最终地论定： 　　盈天地皆心也，变化不测，不能不万殊。心无本体，功力所至，即其本体。故穷理者，穷此心之万殊，非穷万物之万殊也。穷心则物莫能遁，穷物则心滞一隅。是以古之君子，宁凿五丁之间道，不假邯郸之野马，故其途亦不得不殊。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于一途，使美厥灵根者，化为焦芽绝港？夫先儒之语录，人人不同，只是印我心体之变动不居。若执定成局，终是受用不得。⑥ 　　盈天地皆心也，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故穷天地万物之理，即在吾心之中。后之学者错会前贤之意，以为此理悬空于天地万物之间，吾从而穷之，不几于义外乎？此处一差，则万殊不能归一。夫苟工夫著到，不离此心，则万殊总为一致。学术之不同，正以见道体之无尽，即如圣门师、商之论交，游、夏之论教，何曾归一？终不可谓此是而彼非也。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于一途，剿其成说以衡量古今，稍有异同即诋之为离经畔道。时风众势，不免为黄茅白苇之归耳。⑦ 　　这两篇序作于壬申（康熙三十一年，169